在合肥团安村小区生活着这样一群老人，他们衣着朴素、操着生硬的普通话，虽然都已是耄耋之年却个个精神奕奕，身强体壮。这群看起来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老人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原国营二二一厂员工，他们曾在那儿工作、生活了30多年，为我国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成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 保密工作就是 死也不能说！”

1960年，22岁的赵炳乾跟随所属部队来到二二一厂，厂区还是一片荒原，只有几栋简易楼房孤零零地矗立在高原上。白天，他和战友忙着修建建设，晚上他们只能窝在“干打垒”里眯个觉。“‘干打垒’是就地挖的大土块垒起来的，外面涂一层水泥，不结实不说，还透风！”

赵老和战友们吃着青稞、土豆，住着“干打垒”，奋战了2、3年，厂子终于初露雏形。随着原子弹研制工作的进展，他很快被调往厂办公室负责保密工作。“我的工作是负责保管原子弹图纸、文件等材料。”而当时为了保险起见，光是图纸就分成了多份由不同的人进行保管，“总之一句话，保密工作就是死也不能说！”

很快到了原子弹出厂运往罗布泊的那一天，赵老作为安保人员参与了原子弹出厂的全过程，原子弹被拆卸装箱通过厂里的“自备火车”往外运送，“根据规定，当天光是从总厂到二分厂的路上，不是二分厂的人就一律不许出现。”

“亲手装配原子弹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1963年，王遂德作为一名转业军人来到神秘的二二一厂，当时厂区正在热火朝天的建设电厂，他和同事们负责热网的建设工作。说起那一段岁月，他最深刻的记忆是“生活过得艰苦，但内心很充实”。

经过层层审查和严格考核，他被选拔为原子弹的装配员。除了要认真地研究图纸之外，还要和工程师、技术员及时地进行沟通，“其实并不难，当时车间里流行一句话：尖端的科学，简单的技术，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王老说，考虑到核辐射的影响，他们除了要穿上白大褂，带着口罩和手套外，还会额外加一件薄薄的铅制围裙。“条件有限，那是唯一的防护措施，不过我们有专门的医疗队提供医疗服务。”

“厂里有专门的试验场，每次一有试验，我们就要开始装备原子弹。”为了尽量减少和核辐射的接触，当时试验的次数并不是很频繁，“看过很多次蘑菇云升起的情景，可每看一次就激动一次。”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当晚，王老和几个同事专门摆了一桌庆功宴，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我们还买了一瓶好酒，互相举杯祝贺！”

如今再提起这段经历，旁人总会报以羡慕和惊奇的眼神，他非常淡然，“不足为道，能亲手装配原子弹是至高无上的荣誉，那也算是我的福气！”

“我编写了原子弹内球组合件装配规程！”

1964年的一天，正在蚌埠机械制造学校求学的尹成耀和其他20多位同学接到分配通知，让他们立即赶往二二一厂驻西宁市办事处报到。他们坐上北去的火车，按照地址找到了办事处，在那儿休整了几天，又坐了两小时的火车到达了二二一厂。

凭借着过硬的专业功底，他被派往原子弹装配车间担任技术员，负责撰写装配规程。“我负责的是原子弹内球组件的装配。”他对着图纸，研究琢磨了很多天，一条一条地撰写，不断斟酌，不断修改，最终几百条规程条款顺利写完。经过多轮审查，他撰写的规程获得通过，可以交给装配员执行装配了。“装配员装配时，我还要在旁边盯着，及时给予指导，免得出错。”

在原子弹出厂前的一段时间里，他和同事们几乎夜夜加班到凌晨2、3点，“不停地检查每个环节以免出错。”加班的唯一福利是每晚都能吃上包子、面条等夜宵，“当时的条件是非常艰苦的，但是每个人都干劲十足，非常难得啊！”

尹老说，当时厂区坐落在海拔3500米的高原上，气候严寒，空气稀薄，紫外线异常强烈，每个人的脸都被灼得发红、起皮、发痒，“气压太低，馒头蒸出来都是夹生的，后来有了高压锅，我们才吃上熟馒头。”虽然条件异常艰苦，可大伙儿都没有怨言，憋足劲儿努力工作，“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再苦也要造出原子弹，让外国人看看咱们中国人靠自己也能成就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