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围绕中共是否接受共产国际经费援助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陈独秀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拒绝经费援助，而马林在中共服从共产国际领导的前提下，坚持提供经费援助，最终经费援助问题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得以圆满解决。 据《内蒙古党史》

经费短缺 自筹资金

1920年8月上旬，中国共产党上海支部发起组成立会议召开，陈独秀被推选为书记。1921年1月，中共上海发起组遇到了“经费无着”的境况，许多党的宣传刊物被迫停办，对工人的启蒙教育工作也不得不中止，经费短缺问题日益严重。但是即便如此，陈独秀仍然主张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尤其反对接受共产国际的经费援助。他曾在支部会上说：“党员应该一面工作，一面搞革命，我们党现在还没有什么工作，要钱也没用，革命要靠自己的力量尽力而为，我们不能要第三国际的钱。”

陈独秀在共产国际经费援助问题上打的“预防针”非常及时。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达上海，在会见了代理书记李达、李汉俊后，马林提出中国共产党应加入共产国际、并接受共产国际经济援助以开展党的工作的问题。他还毫不客气地向李达要工作报告和经费预算。受陈独秀影响的李达和李汉俊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是否加入共产国际还没有决定……至于经费方面，只能在我们感到不足时才接受补助，我们并不期望靠共产国际的津贴来发展工作，从而拒绝了马林提供经费的要求。在马林的催促下，上海党支部向全国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为使各地代表不致于因旅费问题而耽误参加会议，马林拿出自己的活动经费，在发邀请函同时向每位代表寄路费100元，他还多次发函电，要陈独秀回沪参加“一大”会议，但陈独秀因兼任大学预科校长，正争取一笔款子修校舍抽不出身，于是指派包惠僧代表他本人出席“一大”。

全额补贴 屡被婉拒

在共产国际经费援助问题上，由于中共一开始就没有接受，所以在“一大”后经费短缺再次成为中共面临的首要问题，李达等人只好函告陈独秀请他为中央设法筹集经费。鉴于这种情况，马林再次表示要向中共提供活动经费。马林还要求张国焘立即编制工作计划和经费预算，按张国焘的预算：“总共预计有30人按月领取生活津贴，每人约需20元至35元。这个机构全部开支及出版费用每月约需1000多元。”马林当即决定全部经费都由共产国际补贴，中共自己所筹集的经费可作别的用途。但此后中共中央讨论此事时，决定把这“视为一个试行的草案，等陈独秀先生返沪后再作最后决定”。

包惠僧一到广州就向陈独秀详细汇报了党的“一大”情况，并说：“上海方面及马林，要先生尽早回上海主持工作。”当年9月，陈独秀辞职后与包惠僧乘船离粤回沪，在船舷上陈独秀就对包惠僧谈起共产国际，“我们没有必要靠它，现在我们还没有阵地，以后工作展开了再找第三国际联系”。包惠僧接着说：“陈先生，马林说过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编入第三国际，是国际的一个支部。”陈独秀听后十分反感，说道：“他们承认与否没有用！要靠中国人自己组织党，中国革命要靠中国人自己干，要一面工作，一面革命。”

产生分歧 不欢而散

回到上海后，陈独秀听说马林曾公开表示“一年以来，第三国际在中国用了二十余万，而成绩如此，中国同志未免太不努力”。陈独秀立即与马林发生冲突，他驳斥说：“我们哪里用了这样多，半数是第三国际代表自己拿去住洋房、吃面包，如何诬赖别人。”他还多次在党的会议上说：“我们没有必要事事都要依靠第三国际，听马林的。马林以共产国际自居，他马林就是共产国际？他要我们听他的，牵着我们鼻子走。否则，不听他的，就是不听共产国际。”

在分歧尚未解决之时，马林还自行主张，在接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指示，在中国、朝鲜、日本选派代表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时，马林不征求中共中央同意，事前也未同陈独秀商量，就擅自派遣担任其翻译的中共党员张太雷赴日工作，并要张太雷不告诉党内其他同志。陈独秀对此事极为不满，他表示不与马林见面，并拟要求共产国际撤换马林的代表职务，这样一来二人的关系搞得很僵。

在张国焘的一再劝说下，陈独秀还是勉强见了马林。双方寒暄几句后，马林就用带有命令的口气说：“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是第三国际的支部。所以，中国共产党应在共产国际统一领导下。陈独秀同志，你如果是真的共产党员，就应该听共产国际的。”陈独秀一听猛地站起来对马林说：“中国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目前也不需要国际的经济援助，中共的工作，也无需样样依靠国际，我们有我们的独立性。”马林一听气得无言以对，双方第一次会面就不欢而散。就在双方围绕共产国际经费援助等问题争执不下时，陈独秀的突然被捕，使他与马林的关系出现了转机。

突然被捕 矛盾化解

1921年10月4日下午4时，法租界巡捕因陈独秀与马林接触而闯进陈独秀的住处，发现屋中有大量禁售刊物——《新青年》，将陈独秀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陈独秀的妻子高君曼等人。在牢中，陈独秀嘱咐大家不可说出共产党的真情，一切都推在他身上，以争取其余人先行获释。陈独秀还感慨地说：“现在的统治者们既这样无情的压迫我们，我们只有和共产国际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不必再有疑虑。”

陈独秀被捕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应并纷纷组织营救。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10月26日，法庭判决陈独秀明知故犯私藏《新青年》杂志，罚白银500两结案。陈独秀当天获释。后来陈独秀才知道，他能如此迅速顺利地出狱，除了社会各界的营救之外，马林也出了很多力，还花了许多钱打通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并请著名的法国律师巴和出庭辩护。这样，陈独秀与马林二人之间的争执，都因这一意外而烟消云散。

接受帮助 共商大事

不久，陈独秀以中国共产党书记的身份召开中央会议，除决定《共产党》月刊继续出版、将《新青年》复刊外，还通过了原来张国焘提出的组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计划和预算草案，但做了个别修正。主要是工作人员的待遇不再称薪金或工资，而称之为生活费，其标准也由原来的每月20元至35元减低到以25元为最高额。

会后两天，陈独秀在张国焘、张太雷的陪同下特地拜访了马林。马林一改盛气凌人的架势，高姿态地表示“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完全由中共中央负责领导，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我，只与中共最高负责人保持经常接触，商谈一般政策而已。”陈独秀则诚恳地表示：“中共拥护共产国际，对其代表在政策上的建议自应尊重。”此后，陈独秀与马林经常见面，毫无隔阂地商讨各项问题。

陈独秀与马林还具体规定了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补助经费的办法，从此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费援助便成为经常性了。从1925年至1927年，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的经费援助不断增加，中共经费短缺问题也有所缓解，中国革命得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迅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