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报讯 “如果传统徽商没有消亡，那么中国也许不是今天的样子。”听到这句话，您是不是觉得有些耸人听闻？当徽学元老级人物叶显恩对记者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记者也着实吓了一跳。昨天在安徽大学举行的“走向世界的徽学·敦煌学·藏学”高端论坛，云集了多位徽学、敦煌学和藏学的知名学者。而学者们对于徽学和徽文化的阐释，也让与会者增长了不少见识。

“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张名片。”广东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叶显恩对徽商和徽文化有很深的研究。

他告诉记者，代表海洋文化的徽商在16世纪的大航海时代繁荣昌盛，“徽商曾乘着可以供2000多人跑马的大船出海经商”；加上徽商“贾而好儒”、“亦贾亦儒”，富商之家在“富而教不可缓”的同时，又毫不吝惜地捐资助学，振兴文教等等，最终导致了徽文化的形成。

但是，由于思想上的保守，传统徽商在走到传统社会所允许的最高处就止步了，随后被广东的“十三行”商人所取代。

“徽商的经济是一种道义经济，商绅合流，他们把先进的商品经济带到了徽州，却最终被传统的农耕文化所击败，这在中国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必然的。”叶显恩说，如果传统徽商没有消亡，那么中国也许不是今天的样子。“不过安徽今天的商人，还仍然保有传统徽商的一些特点，这也是受徽文化所影响。”

“已发现的徽州文书超过40万份，散落民间的至少还有5万份，这样算起来遗存下来的徽州文书就超过50万份了，但这仅仅是九牛一毛而已。”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刘伯山一直致力于徽州文书的研究，他告诉记者，徽州文书是研究徽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有不少就在古徽州居民的家中，只是不为人知罢了。”

刘伯山还向记者介绍了他出资设立的“伯山书屋”中所保存的《黟县-都榆村邱氏文书》，文书共有300多份，最早的一份写于明代天启四年，最迟的一份则写于民国后期，时间跨度长达600余年。

“徽州文书有很强的归户性，往往是一个家庭、家族变迁发展历史的真实写照。”刘伯山介绍说，黟县一共12个都，每个都都曾发现文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