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到今 思想付于谈吐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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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到今 思想付于谈吐间

 

从桓谭到胡适,历经的是时空的不停转换,然而,他们的思想却在不同的年代,反映出其先进性,影响了一个时代的发展。本版阐述桓谭、方以智和胡适的生平业绩,介绍他们所处的社会背景和哲学、政治等各方面的思想,实际上也是在总结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         

桓谭 多才多艺多厄运

在朝中受排挤

桓谭是东汉哲学家、经学家,是沛国相(今安徽濉溪县西北)人。其父于成帝时为太乐令。桓谭“以父任为郎”。 桓谭擅长音乐,善于弹琴。宫廷举行宴会,皇帝往往命他弹琴助兴。他博学通达,遍习《五经》,皆训诂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其喜欢古学,还喜欢歌舞杂戏。穿着简易,不修威仪。对俗儒轻视讥笑,因此多受排挤。

西汉末年,桓谭官位不高,不过当个郎官而已。他与傅晏私交甚厚,傅晏是傅皇后之父,起先颇为得势,稍后董昭仪受皇帝宠幸,其兄董贤因裙带关系而用权,傅皇后日益被疏远,傅晏因失势而闷闷不乐。桓谭告戒他要防宫廷之变,注意董贤的动向,要收敛、谦退,以避祸殃。傅晏接受了桓谭的意见,才免遭董贤之害,“故傅氏终全于哀帝之时”。

王莽掌握大权时,天下之士大多数对王莽吹牛拍马,阿谀奉承,以求升迁。桓谭则不然,“独自守,默然无言”,故他这时仅为掌乐大夫。

后刘秀当上了皇帝(称光武帝),桓谭被征召待诏,上书言事“失旨”,即不符合光武帝的要求,未被任用。后来大司空宋弘推荐了他,任为议郎、给事中。

批判谶记受贬

当时光武帝刘秀正迷信谶记,多以它来决定疑难。所谓谶记,是预言未来事象的文字图录。刘秀起兵夺权和巩固统治,就以它来笼络人心,作为思想统治工具。 桓谭针对于此,上《抑谶重赏疏》,劝谏光武帝。他说:谶纬的预言“虽有时合”,然而如同占卜一样只是一种偶然性,不足为信。对于怪异现象,只要明君、贤臣等能够修德、善政“以应之”,就可以逢凶化吉,“咎殃消亡而祸转为福”。

桓谭上书指出皇帝听纳谶记是错误,光武帝看了很不高兴。 中元元年(公元56年),东汉皇朝“初起”灵台。当时的灵台,是观察天象的地方。光武帝迷信天命,对于建筑灵台十分重视,事先诏令群臣会议灵台要建造在什么地方,并对桓谭说:“吾欲以谶决之,何如?”桓谭沉默了一会儿,说:“臣不读谶。”意思是,我对谶不感兴趣。光武帝追问他什么原故。桓谭又极言谶之“非经”,不是正道而是迷信把戏。光武帝大怒,指责桓谭“非圣无法”,当即下令将桓谭迁出为六安郡丞。

桓谭受此打击,内心“忽忽不乐”,忧郁成疾,在赴任的路上逝世,大约死于初起灵台的中元元年,终年七十余岁。

桓谭的论著很受时人和后世学者重视。稍晚的王充很推许《新论》,他说:桓谭作《新论》,“论世间事,辨昭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这个评语是很高的。        张亚琴

胡适 不得不提的先驱人物

说到思想家,安徽的名单里不能没有胡适。

他5岁启蒙,在绩溪老家受过9年私塾教育,打下一定的古文基础。早年在上海的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初步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启超、严复思想的较大影响。

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同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提出写文章“不作无病之呻吟”,“须言之有物”等主张,为新文学形式作出初步设想。

“九一八”事变后,胡适认为当时中国实无对日作战的能力,因此他拥护不抵抗。 抗日战争初期,出任国民党“国防参议会”参议员,由于跟 “低调俱乐部”的汪精卫、周佛海、高宗武、程沧波、陶希圣等往来频频,互相交换亲日意见,主张不抗日,胡适因此被人疑为“准汉奸”。1938年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国大使。

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寄居美国,致力于《水经注》的考证等工作。1962年,在台湾的一个酒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

2010年9月2日, 文化部长蔡武抵台访问第一站,即前往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前北京大学校长胡适故居参观,还特别步行前往胡适铜像和墓园凭吊。对于半个世纪前曾遭到大陆严厉批判的胡适来说,蔡武的专程吊唁,不啻是一份迟来的肯定。   张亚琴

方以智 政权更迭引发的坎坷

桐城人方以智从小由母亲和姑姑一起抚养长大。由于其祖辈都直接或间接同东林党有关系。他从小也养成了关心时世的习惯。十四岁时,曾徒步到数百里外的考场参加会试,以此来磨炼意志。

成年后,方以智载书泛游江淮吴越间,遍访藏书大家,博览群书,四处交游,结识学友。在他的学友中有西洋传教士毕方济与汤若望,并阅西洋之书,从他们那里,方以智学习了解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从而更加开阔了视野,丰富了学识。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农民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方以智在崇祯帝灵前痛哭,被农民军俘获,农民军对他严刑拷打,“两髁骨见”(《明史稿·方以智传》),但他始终不肯投降。不久,李自成兵败山海关,方以智侥幸乘乱南逃,大难不死。当方以智在北京誓死不降农民军之事传入江南时,友人皆把他比拟为文天祥。

当清兵大举南下时,他曾联络东南抗清力量抵抗。1650年,清兵攻陷广西平乐,方以智被捕,清军在方以智的左边放了一件清军的官服,右边放了一把明晃晃的刀,让方以智选择。方以智毫不犹豫立即奔到右边,表示宁死不降。满清将领相当欣赏他的气节,于是将他释放。获释后,于顺治七年,披缁为僧,改名弘智。晚年定居江西庐陵青原山,自称极丸老人。康熙十年(1671年)冬,方以智为粤事牵连被捕,解往广东,途经江西万安惶恐滩头,十月七日(11月8日)因疽发卒于舟中。

方以智其学博涉多通,自负要把古今中外的知识熔于一炉,发明千古不决的道理,是明清之际的一位有进步社会思想和唯物主义观点的哲学家。       朱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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