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中国大学离世界一流尚有很远的距离,可中国大学校长们的烦恼一点儿不比世界名校的校长少。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近日就在《人民日报》撰文抱怨:中国大学校长可能是最累的校长。校园内部的一些治理结构,导致校长整天忙于处理具体事务。如果哪一天校长也可以去打打高尔夫、喝喝茶,学校也就治理好了,因为那就意味着有了明晰的规则。(10月18日《人民日报》)
“最累”之说带着点儿撒娇的意味,但他们确实是世界上最累的校长。
中国的大学校长们累在哪里呢?累在他们实际上不是当大学的校长,而是把校长当官员了,像当官一样在当大学校长。他们手中掌握着巨大的权力,校长就是学校的“一把手”,从基建到人事,从学术到后勤,再到引进人才,什么事都抓,大事小事都要校长签字,还要迎接各种劳民伤财的评估,当然很累了。权力不是白享的,你手中掌握着多大的权力,就要承担与权力相对应的事务和责任,所有权力都揽在手上,自然累不堪言。
世界名校的校长没什么权力,他们平常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四处筹钱,向杰出校友和富豪的基金会们筹钱。因为国外大学不像我们这样都是政府办,有政府掏钱堵各种窟窿。他们多数是私人办的,最缺的就是钱,校长干的就是这个苦差使,筹款越多的校长是越好的校长。其他事情都不必校长去干,学术上的事有教授会,花钱的事有校董会。筹钱有暇,当然可以悠闲地去打打高尔夫、喝喝茶。
这不是累不累的差别,而是管理制度的差距。一个好的制度能解放管理者,本身能创造出生产力,让管理者将精力用在最需要他的地方。而一个坏的、差的制度,对人则是一种奴役,虽然很累很累,但都耗费在一些本不该由其负责的事务上,把人累趴了也累不出成果。中国校长们,就是典型如此,比国外校长累十倍百倍,创造出的效率却不足人家的十分之一。
对于这一点,清华校长当然心知肚明,所以他说:如果哪一天校长也可以去打打高尔夫、喝喝茶,学校也就治理好了,因为那就意味着有了明晰的规则——这个明晰的规则就是清晰的大学治理制度,就是大学的去行政化。不能把校长当官当,不能什么权力都揽在手中。改革大学制度,让出本不该由校长掌握的那些权力,学术上的事交给教授们,招生、花钱等等麻烦的事都由制度决定,那不清闲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