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她是第一批进驻联合国的工作人员之一。后任中国驻卢森堡大使、驻法使馆公使衔参赞等职。1991年后任外交部翻译室主任，担任外交文件笔译定稿。2000年退休。现为外交部英文专家，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等。她，就是施燕华。

不怕外国记者问刁钻问题

我后来给邓小平做翻译比较多，那些年邓小平与外国政要的会见大部分都是我做翻译，包括接见美国总统福特、里根等，以及随同他出访东南亚和南亚国家。他从来都是事先没有稿子，不需要外交部给他准备，他脑子里都有。 

在为邓小平做翻译那个时期，对施燕华而言挑战性最大的一次应属1980年为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邓小平担任翻译。法拉奇的那次采访，是她两次申请遭拒后，由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向邓小平引荐的。 问答的主要内容后来被收入到《邓小平文选》中。在此后的20多年里，这些内容一直影响着中国的发展方向。这次采访的过程也被许多中国新闻从业者和高校新闻采访课奉为经典。

施燕华说，法拉奇的问题很尖锐，再加上话题都是当时国内、国外比较关注的，所以她精神上等各方面的压力很大。法拉奇曾采访过世界上多位知名政治家，如基辛格、甘地夫人、霍梅尼、卡扎菲、阿拉法特、瓦文萨等等。她以提尖锐问题见长，问问题不顾情面，甚至尖刻。

那时候，外交部就怕她对邓小平不恭，提出一些什么不好的问题。果然第二天她问了许多刁钻的问题。她一上来就说毛泽东，她说以前她到中国，到处都挂着毛主席像，这次她从饭店到人民大会堂这里，就只看到一幅。她问：“以后你们还会在天安门保留毛主席像吗？” 我听了这样的开场，就觉得来者不善，她是要讲毛泽东的事情。法拉奇连续发问：“中国人民把一切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但我听说中国人说‘四人帮’时，伸出的是五个手指！” 又问，即将召开的党代会将何种程度提及毛主席。

我当时感到这次采访很敏感，我感觉邓小平好像是有所准备似的，听她问了这些问题邓小平很愿意回答，侃侃而谈，好像很愿意通过她让外面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因为当时的国内外环境——你想想看，1980年，改革开放刚开始，国内也是有疑虑，思想也是很混乱。

开始翻译的时候我是有些嘀咕，而且我们领导也说，要是她有些问题问得太出格的话，让我翻译时措辞上稍微给缓一缓。后来我发现用不着，因为邓小平也挺喜欢这种针锋相对、单刀直入的提问，两人的交流，气氛还是很好的。互相你来我往，讲得很快，但是谈的都是很实质性的问题。我觉得没问题，就大胆地忠实翻译。谈到12点多时，邓小平提出还可以再谈一次，约她再谈，她高兴得不得了，就这么蹦了起来。

乡音太重，为准确翻译常要做手势

施燕华1939年12月出生于上海，1965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研究生班，毕业以后就到外交部翻译室工作了。此后直到退休，她的职业生涯便在翻译与外交官这两个角色之间交替转换。1975年她从联合国回到国内，这时中国的外事活动多了起来，在1975年到1985年的十年间，她更多地担负起为国家领导人做口译的任务。

施燕华说，当时做口译基本都是双向的翻译，既要英译中也要中译英，因为中国当时对外交流没那么多，国外除了美国、英国之外，大部分都没有中文翻译——连美国那时都没有特别好的中文翻译，重要的会谈我也要做双向翻译。

外国人说的英文也是“八国英文”，有时候听起来也是很困难，比如尼泊尔人发音p和f不分。中国人的口音也不那么好懂——华国锋的山西口音太重，有时听不懂；叶剑英的广东普通话，那听着很难懂；李先念是湖北人，湖北人说“日”和“二”是不分的，这些都需要慢慢去熟悉、去习惯。邓小平的四川话相对来说好懂一点，但是四川话“四”和“十”不分，我就大体猜，如果觉得是四，就说着“四”，同时伸出四个指头，如果不对，他就会说：“不对，是十。”

法拉奇说她特别喜欢邓小平

23日的第二次谈话还是围绕对毛泽东的评价。后来她就慢慢引到那个赫鲁晓夫的问题，“我有一句话，希望您听了不要生气，这不是我说的，西方有人说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当时我看他们的谈话气氛很好，就那么照直翻译了。另外我也知道邓小平的个性，因为1978年有一次我跟邓小平出访，在两个国家搞了两次记者招待会，一个国家很友好， 记者招待会问的问题都是安排好的，你对我们国家有什么印象啊，怎么发展两国关系啊这类的，第二个国家没有经验，就开放提问。结果周边国家的西方记者一听说在这个国家邓小平要举行记者招待会，都来了，什么美联社、印度的，问的问题远远超出了两国关系，五花八门，后来邓小平跟我说，这次记者招待会还有点意思，上次那个是一杯白开水。我就知道了，他不喜欢很平淡、没有什么棱角的问题，他希望有难度的问题来激发他思考，激发他把他要说的话说出来。他对记者一点不怵。

邓小平说，“在西方，他们称我什么都可以，但赫鲁晓夫我很熟，我个人同他打了10年交道，我是了解这个人的，把我比作赫鲁晓夫是愚蠢的。”邓小平概括了赫鲁晓夫所做的种种，最后说：“看样子，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达不成协议了。这样吧，你保留你的观点，我保留我的。”

有些话这么当面问一个人，会很刺激，就像她问：你这么能干的人，为什么老是当第二把手？邓小平回答：当第二把手并没有妨碍我发挥作用。我还是能够发挥作用。后来她就跟我说她特别喜欢邓小平，事后她还写了封感谢信给邓小平。

对她的文稿中方完全没有检查，完全不检查，她要怎么发表就怎么发表。采访后她根据她的录音来整理记录，不明白的她再问我，有的再改一改。我这样一句一句跟她对，对了大约有一天的时间。她非常忠实，连最简单的词都不放过，邓小平老是说四川话的“这个这个这个”，她老听录音里有这个词，就问是什么意思，我说这没有实际意思，就是口头语，在思考时发出的声音，就像英文的well，或者yon see这类。她说你没翻？我说我没翻。她懂了，但说还是要加上，这说明他性格上的特点。

包括“这个这个”在内的5227字邓小平访谈第一部分，首发在1980年8月31日《华盛顿邮报》社论专栏版——美国报业的规矩，由于人物访谈只呈现了单方的声音，不能算作“新闻”，而是“评论”的一种形式。第二天，邓小平访谈的第二部分4991字，与另一篇关于中国金融政策改革的新闻报道组合成专题，发表在《华盛顿邮报》头版。《邓小平说要清除毛的封建主义错误》的文章题目引起了巨大反响，世界各大报纸纷纷全文转载，有的转载题目改成《世界第一次对这个矮个领导人和他的事业有了全面认识》。有评论称“这是邓小平历史性的、出色的答记者问”。据《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