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大城市还有多少幸福感？”这样的讨论已经成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热门话题，因为大城市生活中的种种不便造成了城市居民欲罢不能的心结。如今，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特大城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入托难、就医难等诸多问题已经严重困扰城市居民的生活。这些不尽如人意的表现有一个简单的名字：城市病，指的是人口过于向大城市集中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原本是中国经济最发达、资源最集中的地方，但城市居民的生活舒适度却似乎在下降。城市病已经严重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甚至有观点认为，我国已经进入城市病的集中爆发期。 据《中国青年报》

摊大饼之后的城市病

今年7月，北京市政协经过调查形成了一份《关于促进首都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建议案》。这份建议案显示，2009年年底，北京市实际常住人口已达1972万人，而“十一五”规划确定2008年常住人口总量要控制在1625万人。

这样快速增长的人口给北京市带来了种种压力。北京市政协调研组测算的结果显示，北京市每增加1人，日交通出行量就要增加2.64次，尽管这几年北京市公共交通发展很快，但新增交通供给能力很快被人口增量所抵消。

公共交通供给能力被抵消的一个后果就是汽车保有量的激增。2003年8月，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突破200万辆，到2007年5月，这个数字改写为300万辆。而从300万辆到400万辆，仅用了两年7个月。从400万辆到450万辆，仅用了几个月。已经有预测，2015年时这个数字会达到700万辆。

调研结果显示，教育方面，在京接受义务教育的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已由2000年的9万人增长到2009年的41.8万人，占学生总数的40%，其中66.9%在公办中小学就读，有些区县教育支出的一半用于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人口快速膨胀的问题不仅发生在北京，上海市2009年的常住人口为1921.32万人，广州市常住人口也已经超过1400万。人口快速增长所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已经在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

我国正处在城镇化的高峰，根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数据，截至2009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为46.6%，这个数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可以预想的是，在未来，我国将会有更多的城市步北京、上海、广州的后尘。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没有相应的措施，交通拥堵、水资源匮乏、环境污染、住房紧张等将不可避免地出现。

中国行政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中国的城市化出现了明显的大城市化特点，城市发展战略上没有作出结构的调整，总是摊大饼、不断扩张。由于我国的城市化没有能够自然地走向城乡一体化，城乡的资源没有实现自由流动，导致城乡差距越来越大，人们肯定不断涌向大城市。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保障没有能够及时跟进，不仅外来人口的生活舒适度不高，大城市原住民的生活舒适度也在降低。

城市为谁而建

在中国市政公用事业专家、《公权市场》作者徐宗威看来，如今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城市病已经越来越严重，已严重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

“我们的城市究竟是为谁而建，为什么目的而建？”徐宗威说，城市病反映的是城市建设的主导思想出了偏差。由于不清楚城市为谁而建，城市的管理者在单纯的利益驱动下，较少地关注普通人，于是房子越建越大、自行车道越来越少、各种公用设施越来越贵。

在徐宗威看来，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是硬道理”的理念极大促进了经济增长，让财政收入有了大幅度增长。但我们的城市发展是否就是为了经济增长，为了 GDP？“城市有两个基本功能，一个是经济功能，另一个则是生活功能。”徐宗威说，如果过分看重经济功能，那所有的行为都是围绕GDP，怎么赚钱怎么做。在一味单纯追求发展的前提下，城市的生活功能就会被忽视。公共绿地越来越少，房子越建越多。我国有很多城市就是这么做的，为了招商引资，不惜一切代价。

生活质量应主导城市发展

在汪玉凯看来，过去30年我国主要是关注大城市的发展，如今到了要发展县域经济、加快中小城市发展的时候了。

“这些年城市化一味追求GDP，追求形象工程。”汪玉凯说，在城市的规划上，没有合理进行产业布局，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集中在大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也集中在大城市。大城市周围没有卫星城来分散城市压力。

按照汪玉凯的思路，现在大城市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我国还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解决就业问题，靠生活成本日益升高的大城市已经不可能解决这些劳动力的就业、生活问题，中小城市才是主要的渠道。

汪玉凯告诉记者，大城市要用产业淘汰的方式来进行产业布局的调整。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的是大量低端的劳动力，已经不再适合大城市，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更适合在大城市集中。如果大城市能提高注册企业的门槛，就能够有效地实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问题。不仅如此，调整城市的考核指标体系也势在必行。

汪玉凯说，政府部门、城市管理者需要有长远眼光和现代化管理理念，更多关注居民生活舒适度。而要导向这个层面则需要系统的长期的指标体系，我国现在就缺少这样的考核指标体系。很多城市还在为GDP不惜代价、不惜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

汪玉凯曾去德国考察，在德国一些大城市，由于城市病的出现，居住质量下降，很多有钱人离开大城市选择乡村、小城镇居住。大城市的税收受到影响，为了增加税收，这些大城市不断改善城市生活质量，吸引有钱人回到大城市生活。应该说，城市病是世界性的难题，发达国家已经走过不少弯路，我国应该看到这点，避免这些弯路。

“过去总是用GDP、效率来考核城市和干部，现在提倡用绿色发展的考核指标。如果城市的管理者能以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作为管理城市的理念，城市病就能大大减少。”徐宗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