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集体记忆。而对于深圳这座年轻的移民城市，人们的记忆往往开始于：你从哪里来？

三十年，一个只有3万人的默默无闻的边陲小渔村迅速发展成拥有1400万人口的大都市。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大浪淘沙，三十而立。30年来，大约有30万安徽人先后在这里追梦和奋斗！无论他们是上世纪80年代初来到的“老深圳”安徽人，还是受邓小平南方谈话激励的逐梦者，抑或是2000年后的新生代，深圳，都给予了老乡们相同的烙印，这座城市里安徽人的集体记忆往往由三部分构成：迁徙、梦想和奋斗。

实习生 黄军志

记者 莫文华 祝亮

30年前，他们创建了一个城市

1982年9月，臧文森同他的基建工程兵战友一起，从北京南下，到达荒芜的深圳。与他们一起南下的，是全国各地2万多名基建工程兵，而当时的深圳，人口只有3万多。

对安徽肥东汉子臧文森来说，记忆最深的是深圳的雨。“雨那么大，从来没见过。当时都是搭的竹棚住人，一下雨，水都到这里。”臧文森对记者比划着膝盖的位置。

就是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工程兵，为深圳建设了许多地标性建筑，包括深圳市政府大楼、电子大厦、国贸大厦等。“拓荒牛”的激情，让“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名扬海外。

如今77岁的臧文森已经适应了南方潮湿多雨的天气，和他的战友一起，栖身在深圳一个绿树繁茂的小区。

令臧文森意想不到的是，他们当年的经历深深激励了当时身在安徽阜阳的一个年轻人，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

这个年轻人就是王健强。1984年6月，35岁的他从蚌埠乘列车抵达烟尘滚滚的深圳。再后来，他创办了深圳金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过20多年的发展，如今的金强已成为深圳知名的高科技开发企业。“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金强科技。对于深圳这片给了自己第二次生命的热土。”金强无论走多远，都不会忘记。

短短30年，深圳从当初的3万多人发展到现在的1400万人口，其中95%都是外来人口。迁徙，是属于大多数在深圳的安徽老乡共同的回忆，也是这座移民城市特有的精神内质。

18年前，他们追逐心中的梦想

1992年，对于深圳来说，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邓小平南方谈话，令这块热土辐射出更加巨大的磁场，吸引了更多到深圳寻求发展的年轻人。

与上世纪80年代初不同，这一轮到深圳创业的，以政府官员、教师和科研人员为主导。有人回忆道，当时广深线南下的列车趟趟爆满，车上的乘客绝大多数是到深圳寻梦的人。

王传福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发展机遇下，选择辞别北京的朋友，踏上南下深圳的火车。他告别了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的安稳职业，开始他在深圳居无定所的日子。

王传福不是一个“安分”的人，他一直在不停地变换身份，从制造电池、手机配套到制造汽车。他一直在挑战、寻找新的契机。

他投入了大量资金，购买最先进的设备，搜索最前沿的人才，并建立了中央研究部。当时锂离子电池是日本人的天下，国内同行不相信比亚迪能搞成，据说王传福当时在业内受到了嘲笑，但他相信这是机会。

正是王传福新锐、求变、充满睿智的战略思维，比亚迪一跃成为三洋之后全球第二大电池供应商，占据了近15%的全球市场。

与王传福不同的老乡李孝建更愿意放弃一切，用镜像记录深圳。因为，“我不拍，很多人和事会被岁月湮没”，“移民城的天性里有那种为梦一搏的基因。我想，乘上船未必能到彼岸，但若不乘，肯定没有彼岸。”

李孝建庆幸自己来到深圳并遇上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他动情地以泰戈尔的诗表达自己对深圳、对摄影事业的心情。“我抛弃了所有的忧伤和疑虑，去追逐那无家的潮水。”

10年前，他们寻找属于自己的世界

深圳人都明白，如果没有打工仔和打工妹们的血汗和辛劳，这座城市是不可能平地高楼、日进斗金的。

于是，深圳为打工族设计了一个休闲的好去处——“大家乐”。红荔路上荔枝公园附近的“大家乐”，舞台宽大而场地开阔，设备优良而票价低廉。

2000年5月，年龄同为19岁的张念桓和宣艳丽来到深圳，分别在海上世界和云龙庄养生私房菜打工。闲下来他们就去“大家乐”与老乡聚聚。

从小爱唱爱跳的张金桓常常登台一展歌喉。他说，不想花钱也不要紧，你可以站在外面看。这里没有高耸的围墙、森严的门卫，只有一道低矮空疏的栅栏，象征性地立在座位后面，却留下许多空间，一任围观，不折不扣是“大家乐”。

安徽省政府驻深圳办事处主任助理张健说，这样的“大家乐”几乎每个居民区和工业区都有。它们其实体现了一种“深圳精神”。

2009年，有一项调查显示，仅华强北电子市场就有4000名安徽人做电子配件生意，多数来自芜湖、安庆等地。

简单将安徽人来深圳做生意的老乡分类，还是能区分出一定地域特色，巢湖人做电子配件，合肥人做建筑，安庆人做塑品加工，六安人做高新科技。

王传福或张金桓的故事，只是30万安徽人，抑或说是千万个到深圳追寻梦想的特区人中的一个。老乡中，有的已经成功，成为众多特区传奇中的一个；有的还在追寻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