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周艾若来说，与父亲周扬的隔膜，在他7岁那年的分离便注定了，这种隔膜一直持续到父亲离世。也许正因如此，看待父亲，周艾若多了一份冷静和审视。

儿时记忆

母亲吴淑媛出身于湖南益阳一大户人家，她的家世比父亲好得多。父亲与母亲算是青梅竹马。我们一家在上海生活时，父亲没有什么固定收入，所以每年回湖南，外婆每次都给母亲带回来一大包金首饰。母亲放在抽屉里，也不锁，每次没钱用了便取一件去换钱。父亲晚年也曾对我说：那时候在上海生活全靠你的母亲——其实是我的外婆。

1934年，母亲又怀孕了，以往每次都要回老家分娩，这次也不例外。父亲把母亲、弟弟和我一起送回老家，还没等三弟出生，就急着要走，说是有工作，而母亲并没有注意到他的反常。母亲顺利生下了三弟，按交代取名“约瑟”。

1941年的一天，母亲终于有了失去多年音讯的父亲的消息，但是这个消息却让苦苦等待的她一下子堕入深渊——那是《救亡日报》上登载的父亲给郭沫若的一封信，父亲在信上谈了解放区的一些情况，末尾附了这样一句：“苏(注：指苏灵扬，周扬的第二任妻子)已进抗大，小孩(注：指周密)已进幼儿园。”

母亲一下子崩溃了，在一个连绵秋雨的寒夜，悄然而逝，走时才35岁……那一年，我15岁，二弟11岁，三弟7岁。

“文艺沙皇”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曾先后出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宣部副部长。每隔几年，他都会就文艺理论作一次报告，大家都知道他的讲话，其实就代表着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因此，从报纸、文化单位到学校，都必须认认真真地学习他的讲话，父亲的名气和影响也越来越大。有一次，他在讲话里表扬一系列成功的作品，我问他：“你看过没有？”他老老实实地说：“我哪看得过来？”记得我有一次还问他是否看过哈代，他也说没看过。我问他：“那你为什么要提这些作品？”他说：“让大家研究嘛！”

获得文艺理论的话语权之后，父亲开始越来越多地介入到文艺领域的斗争。建国以后，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几乎每次运动都是从文艺界开始的，这似乎成了一条规律，文艺渐渐成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武器，而父亲在这条路上也越走越远，并由此获得了“文艺沙皇”之称。

其实很多运动之初，父亲的内心也充满了矛盾挣扎，包括对胡风的处理，他起初也并不认为要上升到敌我斗争的那个高度、打击那么一大片文艺界的人士。当他刚看《武训传》时，他也并不认为有什么问题，还说：“我看很好嘛！我看的时候还掉了眼泪。”当毛泽东决意批判《武训传》后，他又深觉得自己对政治不够敏感，在各种场合、大会小会不断作自我批判，检讨自己，又拼命想“弥补”自己的不足，并且在最后写了一篇批判《武训传》的重头文章，他似乎在想表示自己跟毛主席、为重塑“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形象而做努力。

在历次政治运动之后，父亲总是试图用一些举动，缓和文艺界的肃杀之气。上世纪60年代初，报纸上没人敢写稿，文艺创作也陷于匮乏，父亲主张把杨沫的《青春之歌》、赵树理的《锻炼锻炼》、老舍的《茶馆》等几个作品拿出来讨论，都产生了广泛影响。既要贯彻上面的意图，又要极力团结一些人，被视为“文艺沙皇”的父亲其实也是心力交瘁。

身陷囹圄

1966年7月1日，《红旗》重新发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编者按语中，公开点了周扬的名字，一夜之间，父亲成了文艺黑线的代表、祖师爷，他所在的中宣部则成了“阎王殿”。

父亲对他的被捕毫无思想准备。此后，父亲又陷于很长时间的生死不明的状态，甚至几次传出周扬已死的消息，连他的户口都注销了。一直到1975年的某一天，有人通知我们家属去秦城监狱里接他，我们才知道他还活着。

我后来才知道，毛泽东在那一年有个批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7月份，他们重获自由。父亲没有马上回家，他说：“我还要写一封信给毛主席，我做自我批评，现在还没有写完。”他写完给毛泽东的思想汇报，还在信里问主席、江青好，几天后才回的家。

父亲在秦城监狱被关了9年，平时没有人可以交谈，所以刚从秦城出来时，几乎失去了表达能力，语言不连贯，声音沙哑，见到人就不停流泪。

我们和继母

1948年秋，我和两个弟弟费尽周折，终于在北平和父亲再见。这是已经13岁的三弟约瑟第一次见到父亲。父亲对我们说了些什么现已不大记得，但其中的一句是无法忘却的：“我对不起你们的妈妈！”此后，父亲再很少跟我提及母亲，仿佛一直在回避。

我们跟苏灵扬见第一面，父亲指着她说：“这是苏灵扬，你们可以喊她妈妈，也可以喊她同志。”但我什么也没喊，一辈子也没喊，我喊不出来。

因为我曾经参加过国民党的青年军，所以在苏灵扬眼里，我是“叛徒”，我的婚姻也不被她认可。我爱人的父亲曾经留学日本，是敌伪时候的警官，虽然早就关在监狱里死了，但是这种出身在苏灵扬那里是不被容忍的。父亲对这件事并不干涉。我后来不顾苏灵扬的反对还是和她结了婚。那年暑假，我们双双来北京看父亲，开门的是苏灵扬，她一看到就说：“你已经背叛这个家庭了，你还有什么资格跑到这里来！”我爱人自尊心大受伤害，扭头便走，从此再也不回这个家。我在哈尔滨工作，每次到北京来看父亲，苏灵扬都坚决拒绝让我住进家里，我只好在同学家借住。

我与周迈、周岳三兄弟，没有在父亲的那个“家”住过一天，他们正常的家庭生活我们也没有参与过。到北京时，三弟周岳年纪太小，他愿意和父亲一起生活。当时父亲、茅盾等人每个人在文化部都有一幢独立的小楼，家里很多个房间，但三弟只能住在布满水管子的地下室里，潮湿不堪，但父亲从来也不过问。

我们与苏灵扬的关系在“文革”期间也曾有过缓和。那时候父亲被带走了好几年，生死不明。我去看她，她一个人住在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屋子里，只能放下一张床和一张桌子。那时候她显得很亲和，拿出一个杯子来说：“这是你爸爸用过的杯子，你拿回去做纪念吧。”还有几张小照片，让我拿回去。我心里大有感触：文化大革命那么糟糕，但还能使我们这个家庭走向和谐。

但是当父亲的生活渐渐恢复正常时，我们的关系又再度紧张。有一次，我和周迈骑自行车去看父亲。那天父亲坐在椅子上，旁边放着一盘葡萄。我们和父亲聊天，中间说句什么话，苏灵扬又开始指责我，我就有准备地回敬她：“我来看看父亲，当然要交流，交流每个人都有自己思想，你不要什么都打断我们，都说你对，这样不好。”她显然没有准备，被我噎住了。她先是冲父亲发火，然后指着我说：“就是你最坏！”然后转身离开了。

父亲自始至终一言未发，只是长长叹了一口气。我一下子知道了很多东西，父亲有父亲的无奈。

异化风波

1983年，在纪念马克思诞辰100周年时，父亲发表了《关于马克思理论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提出了“异化”理论。但他没有料到，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学术问题，竟然又会演变成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甚至很快上升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高度上来，继而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父亲又一次被卷入政治风浪，陷入矛盾和痛苦挣扎中。他曾经不无苦涩地说：我这辈子前后被打倒过三次，每一次都是我所尊敬、信任和亲近的人，相信了卑鄙小人的谗言，要打倒我。现在我已经筋疲力尽了。

1984年，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父亲因病未能出席，他只能从医院打来电话表示祝贺，虽然只是一句普通的祝贺，但会场却突然爆发出长达两分钟的热烈掌声。1985年1月，在京西宾馆开会的作家们给他写了一封信，一共356人在上面签了名，其中包括不少在反右、反胡风等运动中挨过整的老同志。他们也是用这种方式表达了对父亲的敬意。

不过，父亲在这一次政治风浪中所承受的压力和不解，远远超于“文革”时期。他身体每况愈下，反应也渐渐迟钝，很快他就成了植物人，夜里，会有蟑螂爬上他的脸，而他也毫无知觉。他身体不好之后，却对我们之间的亲情是一种弥补。我们看护他时，他不断回忆起妈妈的好，说对不起妈妈。不过于我而言，我还尚未来得及感受一位父亲的回归。

1989年7月31日，我正在胶东出差，接到电报说父亲去世了。

摘自《活在别人的历史里》

文汇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