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科技大学教科院周光礼教授在对国内博士的调查中，甚至发现更加荒诞的个案，“因为害怕导师杂七杂八的任务，有博士在自己的手机设置中，甚至把导师的电话号码列进黑名单，老师找他时打电话始终打不通。”

近日，周光礼教授团队的新书《中国博士质量调查》在武汉出炉。这是国内迄今首份有关中国博士培养质量的调查报告。这份调查回收到有效问卷1392份，调查对象涉及全国多所高校在读博士生、博士生导师、博士培养单位负责人和已毕业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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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价的高级劳动力

赵普博士今年刚从武汉一所理工科高校毕业。

几年来，赵普留心观察，发现不少导师都会经常在外边接项目，如果接到一个大的研发项目，就把项目分解给门下的博士，每个博士带领老板门下的一些研究生形成一个小团队，最后导师会根据项目的情况给学生分钱。

“偏工科专业的博士生基本都有过为‘老板’（博士生导师——记者注）干私活的经历，导师用的顺手的还要‘被延期毕业’。”赵普至今还在为自己的“顺利逃离”暗自庆幸。

赵普的感觉在《中国博士质量调查》中得到印证。据该书披露，“60%的学生认为，他们承担了导师课题一半以上的任务。有些导师的横向课题100%由学生完成。”事实上，就高层次科学研究而言，涉及原理和基础性突破的纵向课题才是博士培养阶段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位受访的博士认为现在的师生关系已经异化为一种赤裸裸的“雇佣关系”，学术水平根本就难以提高。

该书披露的一组数据显示，全国指导博士研究生在20人以上的导师不在少数，指导博士生最多的一位导师手头有110多位博士生，“很多博导连学生的论文看都不看，纯粹就是老板，喊老板就是一个极其贬义的词。”

一个揶揄的细节是，同样源自这份调查，大部分博导从自身精力和培养规律的角度出发，得出的结论则是自己适合指导的博士生不应该超过6名。

《中国博士质量调查》中这样描述10年来的转变：师生间促膝畅谈、齐头攻坚的情景不再，取而代之的是研究生对导师的劳动力输出，学生帮老师整理事务性文件，清理杂物，甚至做家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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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门下的“冷宫”

就像一座围城，赵普一直在努力突出打杂的重围，二年级博士生张平则伸长了脖子想看看里面的风景，“虽然打杂工对于科研意义不大，但毕竟跟专业有所接触吧。”

两年多前，张平费尽周折，一往情深地投身于一位全国知名学者门下，没想到换来的却是孤独与凄凉，老板门下学生站在一起都是一个加强排，最要命的是，“老板还是个空中飞人，长期见不着面，对于几年的课题安排也根本不闻不问。”

读博期间，张平过着图书馆、食堂、宿舍三点一线的生活，更多的时候，心情烦躁地玩着游戏，“感觉就像在冷宫里一样，虚度着青春年华”。

周光礼教授团队在调查中惊奇地发现，作为博士生培养的主要形式，导师和学生的交流严重不足：近13%的博士生每月与导师交流不到1次，每月交流5次以上的不到5%，还有3%的博士生反映从未与导师交流过，有人甚至从入学到毕业没有见过导师一面。

博士生教育代表了一个国家教育培养的最高水平。要么打杂工，要么进冷宫，这一最高层次的学历教育质量可想而知。

社会实践检验的天平显得客观而冷峻：50%的用人单位认为我国博士培养质量10年来整体上没有进步，“甚至还有下降趋势”。在对新进博士创新能力的评价上，用人单位认为“一般”和“差”的占68%。

数据显示，2008年，我国博士学位授予数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我国在读博士生人数也由1999年的5.4万人增加至2009年的24.63万人，10年间增加了3.5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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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博士质量是关键

一个突出的对比是，国内博士生基本都能顺利毕业，而周光礼教授在美国多所全球排名前30位的学校考察发现，“博士淘汰率高的可达30%到40%。”

为期一年的调查中，一个故事让周光礼教授记忆犹新。

有一次，周光礼和一个博士生座谈，问他所在的学科国内的最前沿在哪里，这位博士的回答让人大跌眼镜。“他说不知道，国际的前沿也不知道，我问他：导师没有告诉你吗？他说导师也不知道。”

在周光礼教授看来，博士的研究处于已知和未知交叉的地带，如果不知道最前沿，那么就不知道往哪个方向用力，现在许多博士是拿着一把枪，不知往哪里打，最终的结果是，“学生的青春年华就在漫无目标中一枪打在了毫无意义的课题上了。”

让人遗憾的是，“现实中博士生的课题往往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中国博士质量调查》为此建议，建立对导师的考核制度，取消导师终身制。

周光礼的调查中也有一个好消息，控制每个导师带的博士生数量的试点正在展开。

清华大学专门出台规定，为了保证教师与学生有尽可能多的时间交流，每个导师每年只能招0.8个博士，一年一个，四年空一回。

据《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