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身边有一个女人,她叫许广平,她是知音,是情侣,是爱人同志;鲁迅身后还有一个女人,叫朱安,她是原配,是无奈的礼物……这个苦命的女人说过这样的话:“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 在鲁迅1926年离开北京后,朱安一直陪伴在鲁迅的母亲身旁。鲁迅母亲1943年去世,这个没有得到爱情的旧式女子独自守护故居,直到1947年6月去世,像影子一样消失在这个寂寞的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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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婚,无尽尴尬
朱安,1878年6月出生在浙江绍兴城内一个富裕的家族,她的祖上做过小官。朱安是一个裹着小脚的女子,她不识字,但识礼节懂礼仪,性格宽厚温和。她在29岁时,经亲戚斡旋,许配给26岁的周树人(鲁迅)。
当时,他正在东洋留学,1906年初夏,鲁迅接到母亲虚报急病的电报,被骗回来成亲。作为新郎,周树人对这桩婚姻十分不满,他曾与朋友这样评说朱安:“这是一件母亲送给我的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她。”婚礼完毕,新郎周树人进入洞房第一夜,几未入睡。新婚第二天晚上,他在母亲房里磨蹭许久,不想回新房,后来则睡到书房里。而在婚礼后第四天,他便和二弟周作人启程东渡日本,至此一去就是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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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分居岁月
三年后的夏季,寂守空房的朱安似乎看到一点光明,她的丈夫回国了,她企盼借此与夫君重新聚合。但出乎意料,被她称作“大先生”的丈夫周树人,在家乡找到一份教职后,很少回家,就是在家,也不和朱安说话,更不进她的房间。后来鲁迅又远赴北平谋了职位,于是在漫长年月,他们都是分居。虽然“五四”之后,风气渐开,但是鲁迅也始终没有提出退婚。我们可以了解到的是,这个对“大先生”唯命是从的发妻,十分明理,她知晓作为女人有两份职责,一是延续香火,她曾向人诉苦:“大先生终年不同我说话,怎么会生儿子呢?”她显然无法完成第一项,于是只好全心全意投入第二项,即是侍候好大先生和婆母。她揽起全部家务担子并任劳任怨,这一点,朱安很得鲁迅母亲鲁瑞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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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冷漠似旧时
1912年初,周树人应蔡元培之召请,来到北平在教育部任职,后来他购置了西直门八道湾11号,于是,朱安随着婆婆鲁瑞来到北平。在这里,“大先生”对她冷漠一如以前,仍然与她分室而居。其实她也一直在想改善与“大先生”的关系,在绍兴老家时,她意识到没有完成生儿育女的使命,曾请娘家兄弟帮忙,写一封信给在北平的丈夫,建议他纳妾。她认为,这样丈夫生活有人照应,也能生下一男半女。朱安的建议是旧式女人的善良和大义,信到了北平,引起鲁迅更强的反感,他不屑回信,在日记中斥之为“颇谬”。现在,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大先生”待她仍然形同路人。
1923年夏,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反目,鲁迅迁出八道湾。朱安提出来,“大先生”总要有人照应生活,她愿意承担这份责任。鲁迅同意了她的请求。这让朱安十分欣慰,她一直在想着改善与丈夫的关系,她曾对家人说过:“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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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井里的蜗牛
初来北平的朱安以为“大先生”有与她同房的意思,她整理好屋子,铺好了床和被,但是鲁迅却把床拆了,她痛楚委屈,从此也死了与“大先生”同床的心。鲁迅在砖塔胡同病愈后,买了一处新的房产,就是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
朱安在北平的日子,第一次接触到丈夫的工作和生活,她看出鲁迅是一个很有名气的人物,家中访客川流不息,她不可能在客厅待客访谈,只有端茶送水,算是尽了女主人的本分。但她心里很明白,“大先生”于她,永远是个外人。朱安唯一的安慰,是婆婆鲁瑞对自己认可。对于自己的境况,这个苦命的女人说过这样的话:“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
1926年7月,鲁迅接受厦门大学的聘任,和许广平一同坐火车南下,因此朱安不难知晓鲁迅是和许广平联袂离京的。后来,鲁迅和许广平的儿子海婴出生,他们寄了一张三人合照回北京,朱安看到照片后,她表现的态度是关切和友善。不少资料都有记载,朱安十分钟爱这个许广平生的叫周海婴的孩子,她将大先生的亲人当做了自己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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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是他的遗产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于上海,消息传到北平,朱安把西三条胡同21号鲁迅的书房辟为灵堂,她一身孝服为“大先生”守灵。致哀的客人络绎而来,新闻记者亦上门采访。北平《世界日报》、《北平晨报》都刊出采访报道。记者称见到的鲁迅夫人,“矮小,瘦弱,狭长脸,突出的额,小脚。”记者好心地带来社会人士捐款,她却“始终不肯拿,只说盛意是可感的,但钱却不能收,因为生活一向是靠上海的许先生(即许广平女士)给她带钱,没有上海方面的同意,另外的资助是不好接取的……”在这样悲痛时刻,朱安又人届老年,尚能通达而理性地处理这件事,再一次证明她是个明事理识大体的女人。
1943年,体弱多病又步入老年的朱安面对经济困境,到了欠债地步。这时有人建议她卖掉鲁迅藏书,换取度日之资。这个消息传到上海,鲁迅两名追随者赶到北平制止此事。他们到达西三条胡同周家时,朱安正在吃午饭:几块腌萝卜伴着半碗稀粥。她推开碗筷,站起来接待,客人却开口就责备她卖掉鲁迅遗产。她说:“你们都说要保护周先生的遗产,我也是他的遗产,你们想过我吗?”这是我在所有记载朱安的材料中,难能见到的,屈辱一生的她,唯一一次没有隐忍,说得最激愤的话。这句话应该算是她生命的“呐喊”。
几年之后,鲁迅的学生宋琳去看望朱安。她已不能起床,但神态清醒,她泪流满面地向宋琳说:“请转告许广平,希望死后葬在大先生之旁。”1947年6月29日晨,69岁的朱安在北平西三条胡同病逝。她的葬礼按许广平的意思举行,下葬在北平西直门外保福寺村,陪伴她侍候了一生的婆婆鲁瑞的墓旁,坟上没有任何与周家有关的标记。草萋萋,斜晖脉脉,这个为鲁迅守了41年空房,名叫朱安的女人,就像从来未存在过一样,从这个世界消失了。
据《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