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由地方政府保障房建设方案而派生出的概念，突然间成为了舆论关注的热点。原因似乎只有一个：“贫富混居”这个略带情绪的四字词组，将大家本不乐于提及的收入差距，一下子变成了人们躲在家里也无法逃避的颇具挑衅性的现实。实践却令人尴尬，譬如上海在市中心建经济适用房遭抵制，部分计划也因此搁浅。（8月17日《中国经济周刊》）

不管你愿不愿意，穷人和富人总是生活在一起。若从辩证法来看，既然分出了穷人和富人，那么，这个“在一起”就不可能是摩肩接踵，而只能是若即若离。富人区塞几栋廉租房，就显得贫富和谐、相亲相爱——这样的臆想只能是一厢情愿的“理想国”。因为贫富，他们选择了“分居”；而为了弥合这种断裂，权力又撮合他们“混居”。这种强扭的瓜肯定不甜。

关于贫富分居，我们需要不断重温这些数字：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行业之间工资差距日益明显，最高与最低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中国基尼系数从30年前改革开放之初的0.28已上升到2009年的0.47，目前仍在继续上升。这些数字的背后，就是贫富分野的现实。

在我看来，混居的梦想之所以照不进现实，根源并不在于资源、权力、财富等方面的殊异，而在于这种差异带来的心理认同上的对垒：土地和住房是所有中国人的基本生存空间和生产生活资料，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公共资源——然而，这种资源不仅是能力与财富的象征，更是等级与序列的条形码。你无法想象骑三轮的小贩和开宝马的富商同出同入，你也无法想象混居带来的落差明显的贫富展台。当混居成为一种并不合适的粘合剂的时候，指望由此为社会增加公平感与正义感完全是虚妄的。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分居并不一定是件坏事，混居也并不意味着问题的纾解。与富人比邻易，与财富攀亲难，如果混居之后，贫的依然困顿，富的依然暴富，那这样的混居并无多少实际意义，只能是一枚“均贫富”牌创口贴，名称与形式意义远大于“疗效”。      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