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开始,《非诚勿扰》因被指“低俗”而被整改，拉开“反三俗”的序幕。刚刚过去不久的7月，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8月初，相声演员郭德纲又陷入了三俗的窘境遭到全民声讨。似乎一切都随着舆论的浪潮一波高过一波，最终成为一起公共事件，掀起了一次“新道德运动”，“将反三俗进行到底”，人们这样吆喝着。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1951年，全国人们声声高唱着走进新时代，要“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如今是“反庸俗，低俗，媚俗”之风。看来要反什么都是与时俱进的，此举顺天时，合国情，如人意。

于是，学者们频频指责“文艺领域的泛娱乐化”，官员们纷纷发难“叫停整改低俗节目”，人们都把矛头指向了公众人物，再从公众人物上追究媒体责任，认为是大众媒体导致了三俗文化的风靡。

然而事实真是这样吗？我要为媒体叫冤了。

当然，我并不否认有专门的公关推广公司和某些无良媒体唯恐天下不乱，致力于推出“凤姐”之流以谋取经济利益。然而，三俗文化的出现，不是媒体炒作的，归根结底是全民素质的问题。

从小沈阳到郭德纲，从陈冠希到兽兽裸照，我们的大众审美观正逐步趋于一同：欣赏那些“最大限度地刺激人的视听感官，对赤裸裸的欲望进行渲染的节目”。早有波兹曼提出“娱乐至死”，如日中天的某卫视不也将其发挥到极致了吗？一场又一场的“雷阵雨”，加上胡搞蛮缠的《嘻游记》，怎么烂怎么招人骂就怎么火。纵然对之嗤之以鼻，但是人家确实火了。是谁为他们的“俗”买单，是我们广大的受众。索福瑞的收视曲线上明明白白地显示，有些观众就是喜欢看这些“三俗”节目，“三俗”电视台。

传统的民族文化怎么就从孔子的“时”和“仁”沦落到“庸俗、低俗、媚俗”了呢？“中”、“和”、“义”、“理”，这些个字眼没几人记得，“庸俗、低俗、媚俗”却在一次次“反”的呼声中愈发深入人心。这个转变可能比李一道长的“成仙”之路还要走得曲折。

儒家文化的消逝和“三俗”的兴起的确值得我们认真反思了。这不是媒体导致的，而是物质社会里根植于人性的民族劣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