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十名副教授、教授竞聘学校的一个处级岗位,许多有潜质的青年科学家刚刚崭露头角就成了所长、院长……近年来,官本位思想在科技界日益泛滥,“研而优则仕”的现象日益突出,让有识之士忧心忡忡。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如何刹住“研而优则仕”的风气?记者日前采访了四位曾经或正担任行政职务的科学家,请他们现身说法。
采访对象
某中心主任,某211大学某研究中心主任,973项目首席科学家。
某常务副主任,某国立研究所研究员,某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
某院长,某985大学学院院长、教授,973项目首席科学家。
某副所长,某国立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隐去真实姓名——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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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本位思想渗透,不少科学家都渴望当官
某中心主任:官本位渗透到科学界,很容易理解,也是现实存在的。但是这些年来,强烈的官本位思想,在科学界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有加剧的趋势,这大大伤害了中国科技的发展。在其他国家的学术界,是没有这种情况的,或者说远远没有这么严重。
某院长:在科学面前,职务和权力,按理说是不重要的,也不应该这样,否则对科学的发展是不好的。但是这些年,青年科学家愿意当官,确实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比如近几年,公务员报考异常火爆,有些岗位几千比一,很多人不愿意读博士,却愿意到政府部门做个小职员。在小小的权力面前,科学反而很弱势。
某常务副主任:真正的科学家是希望将更多的时间投入研究的,所以当官的欲望比较淡,但在目前科研行政化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不少科学家们都渴望能当上官。领导身份是个名片,没有这个名片,不能说寸步难行,但是很多事情很难开展。比如说一个校长、所长和一个普通教师去找你办事,你会一样对待吗?
某中心主任:如果不当官,别人就看不起你。你如果是领导,就具有了重要的无形资源和广泛的社会认可,这甚至比有形资源更可怕。比如吃饭、开会,中国都讲究排个座次,你要不是领导,只能排后面,只能当配角。就连项目申报和评审,如果没有挂头衔的领导或者院士参加,似乎就显得不权威了。
我现在不当校长了,就是一个科学家,但是每次别人介绍我的时候,总是先说,这是某某大学的原校长,这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仿佛曾经做过大学校长,就是一种地位和资历。面子、等级、人情,是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东西,恰恰这些东西,对于科学的发展是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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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资源和学术资源交换,已非个别现象
某中心主任:当了官,就会有很多行政资源,就有了工作交流平台,这就衍生出很多东西,也能够换取学术资源。比如当官以后,就能和其他掌握资源的人认识和熟悉,就能利用工作之便建立“人情圈”,这显然是很有作用的。在高校,如果不当官,很难进入学术决策层。比如职称委员会、学位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等,也很难在学术机构中发挥重要作用。一个年轻教师有没有职称,有没有项目,有没有奖励,都要靠“投票”,而有权“投票”的基本都是学校的高层和中层领导。如果你没有一官半职,就很难进入决策圈子,很难有话语权。即使你进入学术机构,也只是配角,什么时候开会,如何分配资源,都不是你能决定的。
某常务副主任:能当官为什么不当?当了官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我一个朋友,当官不到一年,好处多多,工资、奖金比单做教师时多了不少,住房大了几十平方米,参加会议、公款请客的机会多了,用车无论公事、私事,只要一声招呼……这一切好处,都不是一个普通教师和研究人员可以拥有的。
某院长:资源的交换,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潜规则。比如你帮我招个学生,我帮你报个奖项,你帮我做一件事,我也帮你一个忙。如果不当官,就没有这些行政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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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立项,领导常有实质性的决定权
某常务副主任:领导会有更多的项目,这确实是事实。查一下中国的科研项目,几乎都是单位领导,或者是主管领导项目最多。在申请项目方面,领导有天然的便利。他参加各种会议,了解各种信息,能够与相关单位的领导建立良好的关系,在各种学术团体中兼职,还能以单位的名义发展关系。这就造成了这样一种现象:项目的评审基本上是领导说了算,项目给谁是领导说了算,最后的验收或成果水平鉴定也多是领导说了算。即便是专家组评审,专家也得考虑一下领导的意志。
很简单,专家组人选都是领导定的,如果不听领导的,那么对不起,下次评审就不叫你,你也就不是“专家”了。
某中心主任:很多科学家在当领导前后,项目申请量是有很大差别的。还有这样的事情:你是领导,有的教授就会主动找到你,只要你帮着找项目,不用你干活,论文帮你写好,著作帮你完成,名多归你,我拿点利,你动心不动心?
还见过这样的事,有领导调离了原大学,离开了原来的行业,到了另外一个地区做另一类大学的校长,但是后来依然在原大学、原专业拿到了国家科技奖,也依然拿到了国家973重大项目。这个领导别说全职了,连十分之一的时间都不在原单位,却依然获得这么多利益,这不可理解。
某副所长:有领导的头衔,对申请项目有好处,在工程类项目里特别明显。项目评审时,有些评委一看你是所长、校长就高抬贵手,这是一种习惯行为。还有,领导往往在学术机构中兼任重要职务,最典型的是学会。中国的学会往往是纯基础研究,以会养会不可能,必须有单位来支持学会,包括资金、人员、活动等各个方面。单位支持学会,只有单位的行政领导有这个权力。领导为学会做了事,在行业中也有地位,评审的时候,适当被“照顾”是自然而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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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改变过度行政化,很难出世界级的大师
某中心主任:科技界有个说法,叫做项目越来越多,成果越来越少;论文越来越多,创新越来越少;教授越来越多,大师越来越少。这确实让人深深忧虑,科技体制过度行政化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国外校长是虚职,而国内校长是实职,事无巨细都得管,是非常牵扯精力的。我当时想继续搞科研,就得把所有业余时间都拿出来,即使这样想出好成果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
某常务副主任:在欧美,做学术是兴趣使然。科技体制过度行政化的状况不改善,要出世界级的科学大师是很难的。纵观世界近代的历史,每一个高速发展的大国,都在多个领域出现过影响世界的大师。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发展很快,现在在经济上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让我们汗颜的是,别说在多个领域,就是在我们的优势领域,也没能出几个世界级的大师。
某副所长:我希望,国家应采取措施改变科学家热衷于“当官”的现状,切实保证中青年杰出学者能够回到实验室和科研一线,而不必担心其利益受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科技事业的健康发展,才能保证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任。据《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