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与香港人乘车、购物等日常活动息息相关的八达通公司承认，曾将200多万客户资料转售给其它公司，非法获利4400万港元。消息一经传出，社会一片哗然，其总裁陈碧铧日前已宣布辞职。（新华网8月6日）

当“数字国家”的蜃景初步显现时，我们也曾为“技术”和“数字”带来的舒适而狂欢，但当我们的隐私被他人当做商品买卖，你我近乎如“透明人”一样游走在尘世当中时，我们又气急败坏。愤愤然想拿起法律武器维护权益，却又突然发现“法无明文”。

法律界有句俗语：法无禁止即自由。在我国当前的法律场域内，均无关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明确规定。虽然《民法通则》第101条提及了相关个人隐私权保护条款，但这种笼统而模糊的规定，还远远不能满足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需要。更为尴尬的是，在司法中已经经常被引用的“隐私权”在现行法律中竟无对其概念的具体界定标准。

而在“隐私权”的发源地美国，不但在30年前就对公民隐私权加以明文保护，近些年更是相继出台了有关财务、通信、家庭教育和计算机网络使用等分行业、可操作性强的法规文件。个别州甚至还规定：居民的垃圾袋只能由垃圾处理公司的专用卡车运走，任何人未经许可不得擅自搬运或打开垃圾袋。因为其中有可能涉及居民的信用卡收据、电话和购物账单、药品以及私人信件等大量隐私信息。与我们一衣带水的日本也于2005年4月出台了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根本法律《个人信息保护法》。

对比而言，如果国内不及时制定出台相应的科学具体、符合国情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只会让那些利令智昏的资本“硕鼠”们猖狂地利用已有的法律漏洞，更加疯狂地侵蚀、攫取公众利益，为构建和谐之路埋下隐患和危险。而当“垄断利益”与“公权力”无所忌惮地肆意媾和时，结下的将不再只是无关痛痒的苦果，国家和公众损失的也将不再只是尊严。   王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