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属社会常态下的舆论监督权利正成为话题，在7月的中国凸显出问题的困惑和解决的急迫：《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因报道上市公司交易内幕，遭到公司所在地浙江丽水遂昌县公安局网上通缉；《华夏时报》通报称女记者陈小瑛疑因报道深圳市某有限公司负面新闻被打……

事实上，环视国内外，“揭黑”无一不使受监督对象如芒刺在背。然而，法律制度的健全与否、执行力度的坚决与否、公民社会的成熟与否，令身处不同环境下的“揭黑记者”们命运有着本质区别。

美国

法律保护记者揭黑

“水门事件”和“深喉门”是美国当代政治史上著名的特大丑闻，而这一惊天丑闻之所以大白于天下，《华盛顿邮报》记者鲍伯·伍德沃德是至为关键的人物。在内线“深喉”的配合下，他们披露了前总统尼克松的一系列丑闻，最终迫使后者下野。此后，伍德沃德一路春风得意，他接连出书，轰动一时，继而重返《华盛顿邮报》，成为前排政治记者。不论历任总统、国务卿或国防部长，都不敢对这位大名鼎鼎的新闻人稍有怠慢。不久前，他再度剑指五角大楼和美国情报部门，受到了“揭黑”新闻后辈和观众们的欢呼。

新闻“揭黑者”之所以在美国可以享有不错的“晚年”，源于美国法律对新闻监督有明确的保护，这让“揭黑”记者得以放手揭黑。

另外，美国社会对“揭黑”普遍持宽容甚至欢迎的态度。正是这种法律保护和社会风气，让“揭黑”在美国蔚然成风。著名的“普利策新闻奖”，几乎就是“揭黑奖”。当然，如果揭黑者本身犯错，也要付出代价。

日本

揭黑多为集体行动

如果记者仍然担心“揭黑”会受到当事人的打压，日本也许能提供媒体最为放心的环境。日媒进行舆论监督，往往以机构而非个人的形式出现。往往文章最终发表时，仅仅在文末标明“本报社会部某某问题采访组”等名义。

而日媒更特殊的一点，是媒体与监督对象之间存在协调机制，即“记者俱乐部”。一般来说，在重大新闻上，日本媒体很少“单打独斗”，而是由“记者俱乐部”成员共同行动，这一制度成为日本独特的媒体现象。政府部门、主要政党、大企业和经济团体等机构或组织，都有自己的“记者俱乐部”，成员来自日本主要报纸、各大电视台，一般不允许外国记者参加。

此外，虽然日媒在舆论监督以及政策议题讨论方面较为活跃，但其也有一定的内部自律规律。如在涉及少数民族、宗教团体、皇室等领域，记者的报道就非常谨慎，极少触及此类领域的负面新闻。

2004年1月，针对北海道警察部门私设“小金库”的嫌疑，《北海道新闻》以两年时间，发表了1400余篇专题报道，深入跟踪发掘。这一系列报道最终导致北海道警察部门3000多人受处分，还有1名警察署长因此自杀，涉案的数亿日元资金则最终全部返还北海道地方政府。

俄、意

政府保护不抵黑帮

据总部设在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提供的统计数据，俄罗斯是世界上记者工作环境最危险、最恶劣的三大国家之一，排名仅在伊拉克和阿尔及利亚之后。从1993年至2009年，有记录在案的记者被谋杀、意外死亡、失踪等案例超过300起。

舆论认为，他们被暗杀是由于揭露了当地黑帮收买和勾结政府官员及警察的丑恶内幕。

黑帮的暴力阴影也是意大利“揭黑”记者们面临的主要威胁。近年来，最受关注的意大利“揭黑记者”当数罗伯特·萨维阿诺，他不仅写揭黑文章，还写了本详细揭露黑手党在那不勒斯为非作歹的书。此书出版后迅速列为全国畅销书榜首，销量更达200万册。但由于不断受到威胁和恐吓，萨维阿诺2006年10月起在警方的保护下开始了“逃亡生活”。

根据意大利法规，政府有责任保护记者的人身安全不受威胁和侵犯。虽然这方面的开支逐年增加，但萨维阿诺说，他看不到“流亡生涯”的尽头在哪里。

非洲

揭黑记者流亡海外

为记者、特别是“揭黑记者”权益奔走呼号的还有非洲。在这里，“揭黑者”又被称作“吹哨人”。

肯尼亚许多书店里，有本名为《轮到我们吃了》的书只能放在收银台下面卖。只有和店主们熟识之后，他们才会将这本关乎肯尼亚“吹哨人”约翰·吉松葛的禁书推荐给你，以免引火烧身，受到政府的起诉和打击。

吉松葛曾是一名肯尼亚专栏记者，负责调查国内贿赂和欺诈案件。他在现任总统齐贝吉掌权后被任命为“总统办公室道德与管理实务常务秘书”，专门负责政府反腐工作。2005年，吉松葛辞去公职，并在次年揭露：包括一名副总统在内的肯尼亚政府高层以支付子虚乌有的护照和实验室费用为名，诈骗约6亿美元的国家基金。

这一被称为“非洲水门事件”的巨大丑闻导致肯尼亚时任财政部长戴维·姆维拉里亚辞职，也迫使被媒体称为“肯尼亚甘地”的吉松葛开始了流亡英国的生活。吉松葛曾不止一次表示，自己在揭露政府黑幕后受到多次死亡威胁。

不过，也有一些非洲国家正在努力改善对揭黑者的保护。比如，利比里亚新公布的保护揭黑者措施中，就包括给予信息提供者5%被追回的贪污款项作为奖励、为害怕提供信息后受到打击报复的人调动工作等措施。  据《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