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时期抛出的“社会主义主权有限论”让中苏关系彻底决裂，但两国关系的恶化始发于赫鲁晓夫当政时期。因此，赫氏一直被看成中苏关系恶化的罪魁祸首。在苏联领导人中，赫鲁晓夫并非不看重与东方大国的友好关系。由于具体的际遇，赫氏在处理中苏问题上有“口是心非”的状态，这是为了斗气。他说的话让中国领导人感觉难听，但他心里其实在想中苏关系无论如何不能向负方向发展。赫鲁晓夫单手单边难支撑，和毛泽东在一起又显得辈分不够，无力回天——就这样，两个大国友谊破裂的悲剧终于不可阻止地上演了。

但无论如何，在上演这出悲剧之前，赫鲁晓夫曾作出过推动对华关系的重要决策。

力排众敌手，登上最高位

1952年10月，在苏共十九大上，斯大林首先把与自己同辈的“老近卫军”排除出新的领导核心。苏共中央政治局被架空，实际上具有领导权的是九人组的“主席团常务委员会”。莫洛托夫和米高扬都被摒除在这个“核心”之外，伏罗希洛夫虽然名义上是核心成员，但一直未能参加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尽管只开过两次这样的会议。卡冈诺维奇已被斯大林弃用。

党和国家的大事实际都在斯大林郊外别墅的晚宴上决定的，而能够被召来出席晚宴的只有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等第二代亲信。如果哪一天他们不被通知出席斯大林的郊外晚宴，他们的政治生命也就结束了——而就在他们为自己的命运提心吊胆时，机会突现了——斯大林在最后一次晚宴之后，回到卧室因脑溢血身亡。

早在斯大林去世之前，苏共高层领导就已将权力安排好了。马林科夫当部长会议主席，贝利亚和莫洛托夫为第一副主席。赫鲁晓夫基本处在二线，他的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做好中央委员会的机关工作——中央委员会只搞意识形态和干部考查，也就是秘书的角色。斯大林临终时苏共领导人的顺序是：马林科夫、贝利亚、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后面是布尔加宁、米高扬、莫洛托夫，最后才是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充分运用了斯大林时期处于二线的党内职务，激活了这一职务的能量，利用人们对贝利亚的恐怖不安感，各个击破，联合马林科夫，又摆明利害关系团结了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在1953年6月一举铲除贝利亚。

1953年9月，苏共召开中央全会，赫鲁晓夫当选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立即将党的领导上升到最高地位，一举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掌权者。

亲赴新中国5周年庆典

1954年，中共中央决定举行较为隆重的新中国成立5周年庆典。

赫鲁晓夫与周恩来几次交往，感到温文儒雅的周十分友善，这说明中共对他这个后起之秀接掌苏共是友好和尊重的，没有因为斯大林的逝世而改变态度。赫鲁晓夫觉得有必要改变总是中共最高领导人访苏的惯例，他想放下苏联社会主义老大哥的身段，亲自参加中国的庆典，拜访中共领导人。

本来，马林科夫主政的苏联部长会议并未将新中国国庆5周年当成大事，按照斯大林在世时的惯例，只是安排部长或副部长级的人物率队前往庆贺。这次的团长也就是相当于部长级别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团员也是并不负责政府实际工作的苏斯洛夫、卡巴诺夫、亚历山德罗夫等人。

这些安排，赫鲁晓夫早就知道。但在临近新中国国庆5周年的一个多月前，赫鲁晓夫否决了这一做法。他把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库尔久科夫叫到办公室，情绪颇为激动地拍着桌子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兄弟大国，毛泽东同志和中共所有最高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等都到我们这儿来过了……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5年了，我们的领导人从没有去过那儿，一个也没有去过，我们怎么可以派个部长或副部长去……”没等库尔久科夫反应过来，赫鲁晓夫已提出要求：“这次到中国去祝贺国庆，得我自己去。”

中国国庆已经临近。9月24日，赫鲁晓夫主持召开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他大刀阔斧地提出一批新的援华项目。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还确定了庆贺方案，包括了早先在外交部通不过的交还中国旅顺基地的内容。而且，不容置疑的是，苏共中央代表团团长是赫鲁晓夫本人。

“硬钉子”伏罗希洛夫

会后立即形成了援助中国的决议草案，为避免形成难以控制的反对气氛，米高扬决定略施小技，将这个文件进行“背靠背”表决，分别送交主席团成员一一签字。

赫鲁晓夫带头签字同意，米高扬紧接着签字，然后送各成员签字。事情还是在伏罗希洛夫那儿碰了个硬钉子。这个伏罗希洛夫可不是一般人物，苏联人称伏罗希洛夫是“军队的统帅”、“人民的儿子”。

但赫鲁晓夫根本就瞧不起伏罗希洛夫。伏罗希洛夫1906年在彼得堡邂逅斯大林，之后，两人在布尔什维克巴库市委成了同事。进入1930年代后，伏罗希洛夫为了保住自己的位子，不让年轻的军事将领挤掉自己，经常提醒斯大林，图哈切夫斯基等人是“托洛茨基宠信的人”，于是斯大林发动“清洗”军队的行动，伏罗希洛夫无比兴奋地在每一份逮捕或处决令上签署“同意”。搞掉图哈切夫斯基等人后，伏罗希洛夫和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联手签署命令，指称红军中存在着分支密布的“帝国主义间谍网”。由此，苏联陆海空军高级将领中的少壮精英，几被悉数打尽。有才干的军事指挥人员严重缺乏，加上备战不力等原因，使苏军在卫国战争初期一败涂地。

斯大林逝世后，伏罗希洛夫论资排辈当上了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但掌握实权的是后生赫鲁晓夫。此时赫氏对斯大林已是出言不逊，当然更不会把伏罗希洛夫当回事。

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的“性格碰撞”

雷厉风行、充满朝气的赫鲁晓夫其实是毛泽东的同代人，比毛小一岁。由于生活所迫，赫鲁晓夫没有受过更多的学校教育，但他勤奋好学，根正苗红，为人质朴直爽，没有书卷气，说话不会文绉绉的，言谈生动有趣，一语中的，从不矫揉造作，当然也有人因他的举止常常流露出粗鲁野蛮、莽撞无礼的一面而啧有烦言。与毛不同的是，赫氏对诗文兴趣不大，他是个实干家。

1954年9月29日，当赫鲁晓夫这位实干家终于顺利到达北京、掀起中苏关系热潮时，他没有想到，前面的路，还有很多的变化。

赫鲁晓夫是苏联农民性格，大而化之；毛泽东则是中国农民性格，热诚执著。农民都是直来直去、喜怒形于色的。毛泽东特立独行，赫鲁晓夫也不随波逐流，而两人的背后，都有着极强的民族历史文化推动力。中国刚刚站立起来，历史的积贫积弱当然会有反弹，对赫鲁晓夫的一些未必出于恶意的想法可能反应过激。领袖的性格又决定了两人说话都是随兴而来，淋漓尽致，不拘小节，谈到兴奋处抚掌而笑，不高兴时龃龉难消，这种“性格碰撞”在第一次见面时，就可以说已火花四溅了。

所以，蜜月式的中苏关系尽管启动了，但领袖性格撕裂两国关系的危险因素已潜伏下来，这种“性格碰撞”在牵扯进意识形态的残酷纷争后，发酵出的既不是伏特加，也不是二锅头，而是谁也不愿吞下去的坏酒糟，最终使社会主义阵营徒有其表。

中苏决裂的历史原因是复杂的，但两国领导人个性因素的作用显然不能排除在外。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