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发文，免除冯缤助理审判员职务。妻子工作10年却被辞退，身为法官的冯缤为帮助妻子维权，穿着法袍多次上访，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有人将其遭遇看作法律的悲哀，也有人认为，冯缤的“执拗”表现了他对法律的信仰，值得肯定。（7月27日《中国青年报》）

如果说几天前“厅官太太被打”作为一起公共事件，被认为是“还原了普通上访者的悲情”，那么现在“穿法袍法官上访”被撤职事件，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典型上访者”的维权之艰。

说冯缤是“非典型上访者”，无非是源自他的特殊身份——法官。这也正是这一起公共事件的“看点”和价值所在。我们知道，法院被认为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法官就是这道防线的守门人。抛开冯缤妻子与法院在劳动权益的纠纷上，到底孰是孰非的问题。因为上访维护自己的权益，夫妻双方就被所在单位双双“免职”，这却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这说明，法官的维权成本，也是相当高的。法官的权利救济尚且如此艰难，普通公民的维权救济之难，则不难窥知。

法官穿制服戴国徽上访，在此时，法袍和国徽，其实已经成为了公民维权的一个筹码和道具。因为普通上访很难引起“轰动”，也很难引起领导重视，更难以得到权利救济。“不走寻常路”此时就成为了公民上访维权的“终南捷径”。法袍本应是法官权威的象征，是彰显公平与正义的服饰。但在这里，却成为公民维权的筹码和道具，这种行为艺术，也成为了公民维权现实状态的一种隐喻。

要让普通公众在遭遇不公后，还对社会抱有希望，就必须让弱者花费较少成本，就能维护自身权益，这是树立社会公平的条件之一。“小人物”的维权成本越低，越有助于促进公民社会的生长与勃兴。而从被还原的“普通上访者的悲情”影像，到现在的“非典型上访者”的维权之难，让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种沉重。

冯缤说,自己这样做既是为了家人,更是为了自己一直以来的法律信仰，“我就是要用我的经历告诉全社会,不是所有上访人都有精神病,不是所有上访人都没有冤屈而无理取闹,不是所有上访人都不懂法律”。正如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威廉·伦奎斯特所说的：在法院之墙“外面的”某处，流传着公共舆论的潮流和趋势，它们轻拍着法庭之门。无论如何，“非典型上访者”的行为艺术维权事件，的确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因为，它伤害的，不仅是公民权益，还可能是法律的信仰。

石敬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