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京剧《沙家浜》的人都知道，这部戏塑造了“18棵青松”即18位新四军伤病员的光辉形象。《沙家浜》一剧的素材，来源于1939年发生在苏南阳澄湖上的那些故事。那年9月下旬，以新四军为主力的江南抗日义勇军，为避免与国民党军发生更大冲突，被迫从苏州、江阴地区西撤至扬中境内，而将一些伤病员和医护人员留在了阳澄湖上。《沙家浜》中的“胡司令”，就是当年阳澄湖一霸胡肇汉。

据《现代快报》

称霸阳澄湖成了“胡司令”

胡肇汉生于湖南岳阳，早年在地方保安团当兵，终日赌博，受到父母兄弟斥责，只得外出谋生，辗转于安徽、江苏一带。他从20岁就混迹于国民党警界，曾任江苏省第一区水上警察队中队长、青浦县水巡队长等职。淞沪会战后，胡肇汉在上海呆不下去了，流落苏州地区。后来他就到国民党程万军部何锡光支队当了副官，受命到吴县阳澄湖中心区太平桥北，收聚溃兵游勇，扯起“民众自卫队”旗号。之后，他还率众摧毁吴县黄棣镇日伪警察所，夺获全部枪支，接着攻下苏州城外北桥伪军据点，从此在阳澄湖立足。就这样，胡肇汉在阳澄湖畔不断扩充实力建立根据地，成为远近闻名的“胡司令”。

新四军收编胡肇汉

1939年2月15日，毛泽东致电项英、陈毅，要求新四军到苏南作战，建立根据地。当时国民党政府为设限共产党军队发展，宣布丹阳以东为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的游击区，丹阳以西为新四军的游击区。1939年5月1日，新四军第六团三个营共七八百人，从茅山地区出发。为了防止国民党顽固派寻找借口破坏东进，陈毅决定让六团与当地地方武装“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会合，并采用“江抗”名义东进。

“江抗”东进抗日，一些地方游击队纷纷接受“江抗”收编。为了扩大抗日力量，“江抗”副总指挥叶飞向胡肇汉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胡肇汉虽有不服，但也不敢抗拒。当即，胡肇汉部队被收编为江抗四路独立第一大队一支队，仍由他任司令。

而此时，国民党终于发现“江抗”就是新四军，于是向新四军军部施加了强大压力，蛮横要求“江抗”西撤，“江抗”挥师西移，胡肇汉部也一起行动。但他推脱身体不好，就“请病假”，重又回到阳澄湖地区。

“江抗”西移时，在阳澄湖地区留下了刘飞、夏光为首的36个伤病员，不久上级领导派杨浩庐回到常熟，成立了江抗东路司令部（称新“江抗”），夏光任司令，杨浩庐任副司令。得知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准备委任胡为先遣支队司令，夏光和杨浩庐找到胡肇汉，胡表示，愿意归顺新“江抗”。

胡肇汉倒向国民党顽固派

在这种形式下，胡肇汉表示愿意率部再次加入江抗东路军，其实这不过是表面文章而已。从1940年6月开始，胡肇汉便打出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的番号，公开倒向国民党顽固派，还暗中与日伪相勾结，成了阳澄湖一带妇幼皆知的杀人魔王。

新“江抗”在打击日伪的同时，也多次寻战胡肇汉，狠狠地打击了他的反共凶焰。抗日战争胜利后，胡肇汉一度出任国民党太昆边区清剿指挥所主任，后长期担任吴县阳澄湖区区长，继续与人民为敌。1949年春，解放军百万雄师饮马长江，感觉大势已去的胡肇汉悄然从阳澄湖登舟潜逃，从此一度销声匿迹。

正是这些复杂的背景和关系，成就了一部经典戏剧的戏剧冲突。

胡肇汉之子披露父母的真情

近日，知情人提供消息称，胡肇汉的家人一直住在苏州，其长子胡中元还成了著名画家。

胡中元生于1940年，18岁时师从苏州工笔画画家张辛稼，擅画花鸟，画鹤更是江南一绝，入选“中国当代著名画家”，现为中国高级工艺美术师。他的多幅作品被艺术馆收藏并参加展览，还受到众多名人的好评。然而鲜为人知的是，他就是曾拥有国民党少将军衔的胡肇汉的长子。

“我母亲叫王佐君，人很漂亮，又有学历，因此上门提亲的不断。”胡中元说，当时外公很有钱，在苏州和太平都有生意和房子，母亲是独生女儿，还上过初中，当时各界提亲的很多，不少苏州人都跑来提亲。因为条件太高了，母亲直到27岁时还没有成家。直到嫁给父亲后，母亲还在说，那么多人来提亲，都没有出嫁，偏偏嫁给了他。”

“至于母亲是怎么嫁给父亲的，那些细节我也不是太清楚，据说当时父亲的司令部驻扎在太平镇，而且平时与王氏族长也有联系，经常来往也就娶了母亲。母亲一生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我们住在上海那段时间，外婆也跟着母亲一起生活，全家人在一起很快乐。”

胡肇汉为何没带妻儿一起去台湾

根据胡肇汉被捕后供认，上海解放后，他不得不逃往广州，后又转至香港。因人生地不熟，他并未与匪特机关联络上。到了1950年3月，他再转至舟山，这才找到了国民党江苏省主席丁治磐，被委任为“江苏省第二行政公署反共自卫救国军第二纵队”副指挥官兼行政委员。起先，他企图带着一帮匪徒从宁波沿海登陆，但因解放军戒备森严，未能得逞，只得仍从香港入境。他准备先到上海，再潜回阳澄湖收集旧部，哪知到了上海，就钻进了公安人员布下的口袋。

胡中元至今还记得父亲被捕前、最后一次见到父亲的场景。“那是1950年的春夏交接的时节，父亲从台湾回来，不知道是怎么与母亲联系上的，母亲就让我在几点几分到楼下的十字路口去接父亲。当时是晚上，我有一年多没见父亲了，看到他后，我很高兴，喊了一声爸爸。他穿着长衫，戴着礼帽，和我一前一后保持着一段距离往家里走，到了家，我开门进去后，他才跟着进来。至于父亲到底是怎么被抓住的，虽然我们也都在上海，但我也只是听说的。”

不过对于父亲在1946年前后的一系列遭遇，当时9岁的胡中元还是有些印象的，只是他没想通，父亲为什么要离开他们全家，去台湾。“当时父亲是想带着我们全家一起走的，但是母亲没有同意，因为母亲一直跟着父亲的部队跑，都跑怕了。母亲说，抗战还没胜利时，有一次夜里急行军，她坐在藤椅上被士兵抬着赶路，都能听到山顶上日本兵的说话声，她心里害怕极了，所以当时她也不晓得以后会是个什么样子，就说‘你一个人走好了，我带着孩子们住在上海’。在这样的情况下，父亲就走了。”

胡肇汉去台湾接受训练后，开始带着任务返回。但他还没有到上海，江苏这边已经得到情报了。胡中元说：“听母亲说，当时父亲都安排好一切了，谁负责什么都定好了，他本可以不用再回来的，但这一回来就栽了。”

胡肇汉在一个朋友的布店里被捕

当年负责赴上海抓捕胡肇汉的苏州专区公安局侦查科情报股股长谢德文说：“当时像胡肇汉这样的土匪头子是很多的，只不过他的罪行比较大，所以格外重视了，并且派了好几路人马分别奔赴各地抓捕。”但胡肇汉长得什么样，他们也都不太清楚，连个照片都没有，只能根据介绍的特征去抓人，譬如年龄、身高、脸型、口音等。

谢德文记得一共去了三趟，才在上海一幢老的居民楼阁楼上抓到胡肇汉，“上海公安局也派了人配合抓捕工作，来到这幢居民楼后，上海公安人员敲门说要查户口，当时是夜里12点半多，睡在阁楼上的胡肇汉已经闻风起来了，上海公安局七个人带着枪进去抓人。当时看胡肇汉个子不高，已经是5月份了，他还戴着个帽子，让人感觉很奇怪，一查才知道，帽子里有委任状。当时，他很快就承认了身份。”

其实那个时候，胡肇汉已经非常警觉了，在上海经常换地方居住，太熟悉的朋友也不敢借住的。但那次被抓的地点，恰恰就是他的一个开布店的朋友。

谢德文说，这次抓捕胡肇汉应该说是比较平静的，连个打斗和争执都没有。直到审判时很多人对胡肇汉进行血泪控诉，大家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土匪。

1950年11月30日，在苏州金门外华东革大礼堂内，召开了对胡肇汉及其同伙的公审大会。随后，法院当场宣判：判决胡肇汉、王群两首恶死刑，立即执行！据说当初胡肇汉是软瘫在地的，后来是被公安人员拽拖上车、押赴刑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