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被苏军俘虏

1945年8月19日，抗日战争胜利后，溥仪在沈阳东塔机场被苏联远东地区部队俘获。瓦西里耶夫斯基随即密电报告斯大林：“按照您的相应指令，把已经拘留的‘满洲帝国皇帝’溥仪及其随员，于1945年8月19日从奉天押解到克拉夫切柯在通辽的司令部。”

下了飞机溥仪一行人又被苏军押上汽车。行驶近三小时，约夜11点，汽车终于停在“莫洛科夫卡疗养所”——位于莫洛科夫卡的赤塔州内务人民委员部第30号收容所。收容所为溥仪准备了单间，配备了无线电收音机、书籍、报纸等，还把附近俱乐部的钢琴搬来，供溥仪消遣。并有医生和护士定期给他检查身体、治疗疾病。

溥仪要求“永久居留苏联”

溥仪对自己的卖国行为非常清楚，所以十分害怕回国。他深知，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不会放过他。如果被引渡回国，等待他的只有审判杀头。而苏联和美英是盟国，先留在苏联，以后再伺机从苏联前往英国或者美国去做寓公，逃亡时随身携带的大量珠宝首饰和文物，足够后半生的花销了。溥仪决定给苏联政府和斯大林写信，请求允许他“永久居留苏联”。

在苏联的5年时间里，溥仪先后多次口头向苏方提出申请，还三次让溥杰和万嘉熙起草给苏联政府和斯大林写信，请求留居苏联，而苏联政府一直没有对溥仪留居苏联的要求给予任何答复。

回国途中想到的只是死

1950年中苏双方多次协商，最后达成协议，苏联政府定于8月1日将溥仪和他的随从人员及伪满大臣等移交给中国政府，交接地点选在中国境内的黑龙江省绥芬河火车站。

1950年7月30日，收容所长向溥仪等人下达了回国通知。溥仪仍不死心，还在向收容所的翻译别尔面阔夫表示了留在苏联的意愿，但未果。溥仪怕得要死，几乎要瘫在地上，留苏的愿望彻底破灭。他们在慌恐不安的情绪下，登上了回国的列车。溥仪一行从伯力踏上归国之程。

1950年8月1日，引渡伪满战犯的苏联列车长鸣一声驶进了中苏边境绥芬河车站。中方代表陆曦与苏方代表科富托夫中校会晤商议交接办法。

交接完毕后，溥仪等人登上了中国方面接收的列车。一位身穿便衣的解放军军官来到大家面前，笑容可掬地说：“你现在回到了祖国，我们是奉周恩来总理的命令来接收的。你们要相信共产党的政策，要相信人民政府，一切都有安排，你们要安心学习，接受思想改造，要重新做人……”最后说：“在途中一切要听从指挥，随车有医护人员，有病的可以看病。”溥仪一怔，他不明白眼前的军官何以如此温情？对死亡的恐惧，让他啰嗦个不停。尽管负责押送的公安人员一再解释，让他放心，可他却固执地坚信那是骗人的谎话。

溥仪一路上的反常表现引起了负责押运战犯的接收人员的高度重视，在行车途中就打电话向上级汇报了，周恩来当即电示东北战犯管理领导小组组长、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高岗亲自出面，做好溥仪等人的思想稳定工作。周总理的指示下达后，高岗认真听取了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决定在押解列车到达沈阳时找他们谈一次话，目的是防止发生逃跑、自杀等不测事件，同时，宣传党的政策，消除他们的疑虑。

1950年8月4日，在押运列车到达沈阳时，东北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把溥仪等十几名伪满大臣接到沈阳市东北公安部的办公楼，高岗同溥仪等人谈了将近一个小时。高岗告诉溥仪，他的叔父载涛应邀出席了一届二次全国政协会议，他的族侄宪东已经成为解放军的干部了。

“981”号战犯

随后溥仪等人又被转移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在溥仪等人到来之前，这里已经先期收押了从苏联遣返的九百多名日本战犯，再加上五十多名伪满战犯，一共有一千多名。溥仪的编号是981，这个号码一直跟到溥仪特赦。

刚来到抚顺的溥仪内心活动很复杂。一方面，溥仪是恐惧心理特别强的人，他非常害怕被处死，一连几夜心惊肉跳。换岗的声音、同室人的梦话，都让他想入非非，有时夜里门窗发出响声，他都误以为荷枪实弹的军警进入牢房要抓走他，吓得发抖。更担心看守员怀有历史仇恨，会趁天黑私自对他下手报仇。溥仪感到自己的罪行严重，是伪满最大的汉奸头子，无论如何是难逃一死，他在静等死神的到来。他常常失眠，连续吸烟，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后来竟发展成为失眠症。另一方面，他又放不下架子，自闭心理特重，不愿意与大家接触，除了自己家族人员及几个亲近族侄，很少和别人交谈。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战犯管理所对溥仪尤为注意。对战犯的日常生活待遇，周恩来也一项一项地考虑过了。他指示说，要按国际惯例，依据战犯原来的级别，参照当时人民解放军的供给制标准，按将官、校官、校官以下三个等次，给予小灶、中灶和大灶三种待遇，并全部供应细粮，还要保证供应鸡鱼肉蛋等。饮食之外，在服装、监舍、医疗和文化生活等方面，也要提供好的条件。为了贯彻这些指示，战犯管理所把溥仪作为特殊照顾的对象，除按小灶供应外，还随时给他单做适合口味的饭菜。

毛泽东给溥仪 吃下“定心丸”

1954年3月初，以侦讯专家谭政文为团长的最高人民检察院东北工作团到达抚顺战犯管理所，开始了起诉日、伪战犯之前的准备工作。

溥仪开始为自己担心，因为他当伪满皇帝时，很少关心局势，平日身处深宫，对具体事件不能详察，而自己的罪行又是最大的，怕被所方认为自己不诚恳坦白，也担心自己的家族成员检举自己。他找到管理员，坦白了自己的想法，“我想到我的罪行特别严重，恐怕日本人在伪满时期的所有罪行，都和我所犯的罪行分不开。仅以叛国论罪，就可以判处我死刑。况且，我在伪满时‘裁可’过许多法令。当时对犯人惩处最严厉的是《叛徒惩治法》，犯这种罪都要判处死刑。所以，我想今天政府对我无论怎样宽大，恐怕也难以赦免我所犯的严重罪行。”

管理员看他情绪颓丧，就耐心地对他讲解了许多道理。溥仪为了表现自己的认罪态度，常把听别人说的东西写在交代出的材料上，算作自己的检举内容，于是，管教科长金源就找他谈话。金源说：“共产党要求实事求是。属于你自己的罪行，要坦白交代，别人说的罪行，不要硬往自己身上拉，这样，自己在思想上也不会得到教育。”

没过多久，由胞弟、妹夫和族侄、随侍等组成的爱新觉罗家族圈就被冲击了，他的亲信随侍也反目了。毓嵒检举了溥仪残酷虐待宫里的孤儿、李国雄检举了溥仪在天津如何投靠日本人、五妹夫万嘉熙检举溥仪在伪宫内看电影时，每当有日本天皇出现的镜头，便起身作立正姿态等等，这些都极大地触动了溥仪，他开始反省自己了。

1955年末，周恩来在中南海听取东北工作团和战犯管理所负责人汇报工作时就说：对在押的国民党战犯和伪满战犯“一个不杀，分批释放，来去自由，言论自由”与“不审不判”的处理方针。

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提出对战犯“一个不杀”的主张。毛泽东说：“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

1959年9月18日，抚顺战犯管理所里溥仪听到了一个让他难以置信的消息：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这其中就有溥仪。1959年12月8日溥仪带着他的“诸多宝贝”里的唯一一块怀表，踏上了回京的火车。

1964年溥仪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著有《我的前半生》一书。

据《末代皇帝溥仪的生死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