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是党派我担任宋庆龄的联络员的。”忆起初见宋庆龄的情景，李云笑了：“1936年5月下旬的一天，在莫利哀路(今香山路)29号宋庆龄的寓所，宋庆龄身穿黑色旗袍、黑色高跟鞋，笑着端详扎着两条小辫子的我：‘啊呀！是位小姑娘呀！’”

“飞行集会”撒传单

民国初期的上海，民生多艰。“家中祖辈都念书，父亲写得一手好字，还是只能去衣服店做伙计。那时穷人要改变命运真难！”有些激动的李云对童年时的苦难仍很清晰。

虽然穷，父亲坚持送李云去了绍兴七县旅沪同乡会第一小学。正是在这所小学，革命的种子在幼小的心灵中生根发芽。“学校中的老师基本都是共产党员。”1929年，小学六年级的她成为了共青团团员。临近毕业，李云经历了生平第一次抗争：“1930年，学校师生参加反对清廷签订二十一条的国耻日活动，骆京轩校长被捕，学校党小组的老师带领着学生，跑到街上散发‘反对捕房摧残教育’等内容的传单。”

小学毕业后的李云在闸北丝厂总工会做青工工作，人小又机灵，“当时让我送信送书，里面其实是党内资料。”让她印象最深刻的是参加“飞行集会”：当时传单就绑在自己腰上，到地点给隐藏在人群中的同志，而后四处散发传单，大家高叫“打倒帝国主义！共产党万岁！”一撒完传单大家就如鸟兽散。

进入中央特科

1930年10月，参加了丝厂总工会“党员学习班”的李云成为了光荣的共产党员。“那时的想法很简单，家里很贫困，穷人要翻身，跟着共产党走，反对帝国主义。最难忘的是上海总工会领导当时找我们谈话，到现在我都记得很清楚，说了三点，一是严守党的秘密，二是坚定自己的立场，三是坚决服从党的分配。”

这三点从此贯穿了李云的生命。后来1932年进入中央特科的这段经历，被李云深深埋藏在心中。“入党80年了，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组织纪律严格。我在中国福利会工作了将近30年，没有一个人知道当年是组织上派我去宋庆龄身边工作的。李克农曾经说过，‘你们是无名英雄。’这给了我们极大的鼓励。”

潜伏敌营传情报

“我们在特科是属于陈云领导的，当时组织派我去河南，工作对象叫惠东升，是国民党八十师李思朔部的少将副旅长兼该师学兵营的营长。我们通过他获取了国民党第四次围剿红军的计划。”“当时陈云派我们打进内部去，徐强(后来成为李云的丈夫)的身份是惠东升老婆的表哥，我是惠东升的侄女。”

1932年，当时在中共上海浦东区委担任青年工作的李云，被组织派到河南，由徐强直接领导。

“惠东升在黄埔军校做过教官，人很耿直，当时很不满意国民党的腐化。有次他来上海，和一个朋友冯三昧说起过自己的想法。通过同情革命的冯三昧介绍，徐强认为这是一个突破口，可以做他的工作，把他的部队拉出来，投奔革命。后来，惠东升同意我们派人过去。”

“通过惠东升获取了国民党第四次围剿红军计划后，徐强喜出望外，急忙交给我。我的任务是密写情报，连夜用药水抄在一本线装的古籍书背后，连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密码本和河南全省的军用地图，放在一条棉被絮里，交给一位同样潜伏在河南国民党军队中担任文书的老傅同志，急送到了上海的党组织手中。”李云说得很平静。

然而，李云和徐强后来的被迫转移则惊心动魄：“那年8月，惠东升被调到潢川，徐强觉得很奇怪，提醒惠东升小心。第二天上午，惠东升便被叫到司令部，一直没有音讯，徐强让惠东升的妻子打电话询问，惠东升说，我在这里蛮好，一定不要让‘表哥’走了。徐强一听，知道坏了，惠东升一定被扣留了，必须转移！他发现原定到潢川北部的商城路线已经暴露，临时决定花十块钱请个农民带路，沿着潢川城外直奔光山司令部，再到信阳，坐火车经陇海线由宿县到上海。”

“原来，有人叛变，向国民党告密，学兵营中的中共地方组织全部被破坏，牵连到惠东升，认为他勾结共产党，那天光山司令部派了马队追赶我们，幸亏临时换路。”李云说。

寻找毛岸英、毛岸青

1935年秋，我奉命在上海寻找毛泽东失踪的儿子。当时形势相当严峻，上海中央局屡遭破坏，“特科”成员大部分撤离上海，留下我们这些未暴露的同志坚持战斗，总负责人是邱吉夫，我丈夫徐强主管情报工作，也是我的直接领导。一天，徐强突然要我帮忙找两个男孩，大的约十三四岁，小的约十一二岁。关于孩子的身份，他只说是烈士的儿子，从收养的人家跑掉了，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

当年我掌管着“特科”惟一一台与党中央联系的电报机，从没收到过中央要求寻找孩子的电报，也没发出过通知孩子不见了的电报。那时“特科”可能还有人也被派出找孩子，因为徐强给我圈了范围，就管老西门一带。

那时做情报工作的，对上级命令绝对服从，不问也不能问。我只能到流浪儿多的地方找找看。像八仙桥小菜场（今淮海路西藏路一带）附近有家专门给人送饭的“包饭作”，常拿剩饭剩菜施舍乞丐，一到中午流浪儿便蜂拥而至抢饭吃；还有铁马路桥堍，聚集着众多帮黄包车夫推车上桥挣铜板的流浪儿……到底找过多少地方，记不清了，只记得为了不暴露身份，不敢随便打听，只能站在路边偷偷观察，一站就是半天。就这样前前后后跑了半年多，没找着。我曾怀疑孩子是不是被敌人绑走了，但徐强说，已通过内线查遍上海的警察局和巡捕房，确认孩子没被抓走，应该还在流浪。

1936年夏天前后，徐强告诉我，孩子找到了，已经送到安全的地方，并解开了孩子真正的身份。

担任宋庆龄联络员

“周恩来总理关照，‘宋庆龄存在就有政治影响，她要你办什么事，你一定要给她办好。’我一直将这句话谨记。”

“当年，是党派我担任宋庆龄的联络员的。”忆起初见宋庆龄的情景，李云笑了：“1936年5月下旬的一天，在莫利哀路(今香山路)29号宋庆龄的寓所，宋庆龄身穿黑色旗袍、黑色高跟鞋，笑着端详扎着两条小辫子的我：‘啊呀！是位小姑娘呀！’”

1936年4月，党中央派冯雪峰到上海，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并恢复同坚持在上海斗争的中央特科的联系。一次，冯雪峰和宋庆龄研究有关救国会工作时，宋庆龄提出希望党派一位共产党员给她，能经常与她联系。党组织最后选定了有7年革命经历的李云。“开始时，每周去2~3次，后来因为需要，宋庆龄要求我每天去。每次从宋庆龄家回机关驻地，我必须花费几个小时兜马路，直到确保身后没有‘尾巴’为止。”李云说。

我党通过李云和宋庆龄保持着密切联系。1937年7月17日庐山会谈后，周恩来等来到上海，要求见宋庆龄，请李云约定时间。“当我告诉宋庆龄这个消息后，她十分高兴。会面时，周恩来将庐山会谈情况向宋庆龄作了介绍，当提到蒋介石对抗日仍很动摇，以致会谈没有结果时，宋庆龄很生气：‘怎么能置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于不顾，岂不是变成人人喊打的卖国贼了吗？！’宋庆龄一生爱国爱民，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友，并最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能代表党组织与她联络，是我的荣幸。”李云说。

初创少年宫

解放后，应宋庆龄之邀，李云任中国福利会秘书长。1952年12月，前往苏联参观访问后的宋庆龄，对当时苏联的少先宫特别感兴趣。回上海后，她把李云叫到家中：“中国孩子也应该有一个如苏联少先宫那样的校外活动场地，咱们就叫少年宫，先解决房子与园地的问题。”“原来孙科的房子很大，花园也大，结果我调查下来，孙科的住宅已经成为制药厂，因此作罢。有人提出将少年宫建在静安公园里，宋庆龄不同意，她认为公园是群众活动场所，少年宫怎能侵占？”李云说，“最后找到了英国犹太人埃里·嘉道理的私人住宅，房子一直空着，宋庆龄很高兴，要我们将它租下。不久上海房地局将其作为代管，租给了中福会少年宫。于是，1953年6月1日上海有了中国第一座少年宫。‘少年宫’三个字是毛主席题写的。”

据《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