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大学——北京大学前身，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创办。创建一所大学，对于现在的国家来说，并非难事，而对于当时的晚清政府来说，却是举步维艰，争吵了十几年，也没建成。

受命于危难之际

1898年春，维新运动再次高涨，光绪皇帝顺应时代潮流，经慈禧太后的同意，颁布了《明定国是诏》，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帷幕。《明定国是诏》不过400多字，却以三分之一的篇幅谈到了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就这样，创建京师大学堂作为变法的“天字第一号工程”，正式上马。

可是，时隔半月，仍不见总署大臣们的任何动作，创建京师大学堂又将成为一句空话。光绪皇帝怒不可遏，6月26日，他下了一道充满怒气的上谕：“前因京师大学堂为各省之倡，特降谕旨，令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回同议奏，即着迅速复奏，毋再迟延。倘再仍前玩愒，并不依限复奏，定即从严惩处不贷。” 于是，康有为就让梁启超参考英国、美国、日本的大学章程，进行起草。梁启超吸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拟订了《京师大学堂章程》，共分8章52节。 7月3日，总署上报了《筹办京师大学堂并拟学堂章程折》，当即得到批准。同时，皇上还任命时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的孙家鼐为管学大臣。由于管学大臣既担负着创建京师大学堂的重任，又兼负管理全国新式学堂的职责，所以，孙家鼐既是京师大学堂第一任校长，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教育部长。

巧施计保全学堂

接到任命后，年已古稀的孙家鼐只争朝夕，“每日会集办事各员，公同核议，虽不在学堂办事之人，亦多方咨访，广集众思。总期受以虚心，任以实心，持以公心，矢以诚心，博取众长，折衷一是。”1989年8月19日宣布正式成立并开始招生。由于馆舍场地尚未建成，只好先从一千多报名的学员中，录取二百余人先行开课。天有不测之风云。就在京师大学堂经过一番筹划，一切均已就绪时，9月21日，慈禧太后收回政权，再次垂帘听政，发布了逮捕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通缉令，开始了对维新党人的残酷镇压。戊戌变法的成果全部付之东流，一切又都恢复了旧制。

慈禧太后复辟后，刚毅、徐桐等守旧大臣坚决要求把京师大学堂扼杀在摇篮里。曾任大学堂总教习的丁韪良在《北京围城》一书中回忆说，闻讯之后，他就去拜见太后宠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提出：查禁大学堂，将会在外国人面前丢面子。2003年7月，北大史专家肖东华等在《风骨——从京师大学堂到老北大》中断言：“戊戌政变发生，旧党保持朝政，新政多被废除。独京师大学堂赖孙家鼐之力得以保全。”

提出西学为用

在慈禧的允许下，京师大学堂经过了二年多的筹划，总算正式开办了。

从一开始，孙家鼐就认为，京师大学堂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在学科方面，他提出拟分天学、地学、道学、政学、文学、武学、农学、工学、商学、医学10科，因此需延聘中西总教习各2人。在选择教师方面，孙家鼐认为中国教习应选取品行端正，学问渊深，又通达中外大势者担任，而外国教习既须深通西学，又须“精识华文”。而入选的学生，一定要切实考验考生的中西各学，择优选取，并须“性行纯正，身家清白”。他还设想着，假如毕业学生如科举不中，则由学堂发给“金牌文凭”，派往总署充译员，或任教习；或分送南北洋海军、陆军、船政、制造各局为帮办等，以广出路。

停办、复办的坎坷

可孙家鼐的殚精竭虑、兢兢业业、谨慎小心，以古稀之年为清朝廷当局的教育事业呕心沥血，仍然受到当时满清贵族顽固势力的反对。

开办不久，就受到御史吴鸿甲和几个军机大臣的诬告，说京师大学堂“糜费太甚”请饬“归并删除”。顽固势力的代表慈禧太后在1899年5月6日下旨要求大学堂进行整顿。并批评孙家鼐 “开办以来，时滋物议，是办法未得指归，更何以激励士类，殊失朝廷实事求是之意”。这样一来，使得刚刚开办不到一年的京师大学堂就又搁浅了。

受到这些指责和批评，格外使孙家鼐心灰意冷。这时他已是七十三岁高龄了。他便连上两道奏折，称病请辞。当朝未允辞官，只准休假。

公元1902年，慈禧太后在元月十日下旨全面恢复京师大学堂，任命吏部尚书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这时七十七岁的孙家鼐又受命担任第一任总理学务大臣。他就任后，对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体制，作了精心的研究、精细的设计。公元1905年12月12日，孙家鼐上书中央一级设立学部统管全国教育，直接管辖大学堂；各省教育领导体制归学政办理；举人、进士要定名额；解决废科举、兴新学以后，新旧体制转换问题等一系列的建议。不久当朝就采纳了他的建议，成立专职统管全国教育事务的正式中央行政机构——学部。由荣庆任尚书。这时的家鼐公已经是八十岁了。

京师大学堂诞生于公主府

京师大学堂的校址和嘉公主府是乾隆帝四女儿和嘉公主的府第，和嘉公主为乾隆帝纯惠皇贵妃苏氏，于乾隆十三年（1745）所生。公主府位于皇城以内，靠近紫禁城，在其东北角的马神庙街，与景山相隔一条街。马神庙是明朝建的，清乾隆时迁移，人们习惯上仍称这条街为马神庙。从府第的位置，可以看出乾隆帝对他俩的宠爱。这个公主府大约就在和嘉公主下嫁时修建的。巨型砖砌成的高墙，院中的许多殿堂、厅室，还有后院一排两层楼，据说是当年和嘉公主的梳妆楼，习称公主楼。这些都是当年的建筑，到光绪时已经空闲。

1898年11月，内务府将在和嘉公主府第基础上略加修茸扩建的大学堂校舍，正式移交管学大臣孙家鼐。那时的校舍南北六十丈，东西四十丈，共计修复房屋三百四十余间，新建一百三十余间。从当时上海的英文周报《北华捷报》的报道看，除原有的公主楼外，还新建了近代教学楼。孙家鼐于12月向慈禧太后上奏折，汇报有关京师大学堂开办的事，其中说及当时的校舍只能容纳二百多人。变法失败以后，慈禧太后对举办京师大学堂一事予以肯定，说“大学堂为培植人才之地”，所以被保留下来。孙家鼐虽为光绪帝的老师，也倾向变法，但他提出“中学为主，西学为辅”的主张，与康梁的“中西并用”有很大区别，加之他又是咸丰年间状元，以此得到慈禧太后的赏识，在变法失败后，仍能继续任管学大臣。

1900年，义和团进入北京，住校学生纷纷告假回家，学堂只好暂时停办。当时的管学大臣许景澄，因反对慈禧太后的对外政策被杀害。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期间，俄、德军队先后占领京师大学堂作兵营，校内房屋遭到严重毁坏，书籍、仪器、家具等，也被联军官兵抢劫、破坏一空，整个校园残破不堪。

光绪末年，京师大学堂东边叫汉花园的地方（后改名沙滩），有一块八百多平方丈的空地，清政府将它拨给大学堂，以增建校舍，当时先作了学校操场。民国初期的北大校址主要仍在马神庙，那时地名改为景山东街（“文革”时改为沙滩后街）。1914年秋季开学，学生人数比以前增加很多，已有九百多人，校舍紧张拥挤，除在原址扩建、改建一部分用房外，学校要求教育部恢复清末在德胜门外修建新校舍的工程，没有得到批准。此后学生越来越多，1916年，已达到一千五百多人。学校当局向比利时借款，在附近汉花园的学校操场上，建了一座四层红砖楼，有三百余间房子，即今天的北大红楼。红楼于1918年8月落成，原计划作学生宿舍，落成后改为文科教室和图书馆。那时的北大分为三院：一院在沙滩红楼，是文科所在地，又称文学院，有国文、哲学、历史、英文四门（后改称系）；二院在景山东街，即原来的京师大学堂，是理科所在地，又称理学院，先有数学、物理、化学三门，后来才有生物系；三院在北河沿，是原来清末的译学馆，为法科所在地，又称法学院，国学的研究所也设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