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是文天祥的第23代后裔。他的父亲文振之与孙中山、黄兴、蔡锷是好朋友，接受了许多进步思想。文强从小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中学时代，文强与毛泽覃是同学，加之文强的姑母文七妹就是毛主席的母亲，他与毛泽东兄弟接触较多感情很好。

中共高干

他曾担任四川省委委员、川东特委书记，管辖23个县。这是他在共产党内达到的事业顶峰。

1925年8月，文强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与林彪同学，他还是林彪的班长。不久，文强在周恩来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邵力子也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紧接着又抛出了“整理党务案”，并首先在黄埔军校“清党”，要求“跨党党员”只保留一个党籍。文强没有退出共产党，而是选择退出了国民党。

北伐战争中，文强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大队当了一名宣传员，进行战地宣传鼓动工作。9月，刚随北伐军到达武汉不久的他，受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的派遣，随同朱德入川，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杨森、朱德任军党代表）党部任组织科长，同时担任以朱德为书记的中共地下支部宣传委员。

1927年3月，杨森撕下革命的伪装，在第二十军内清党，文强闻风后随同其他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迅速脱离杨部，返回武汉，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炮兵营教导员，8月到南昌参加八一起义，任第二十军（贺龙为军长）第三师司令部少校特务连长，党内职务是第三师师委委员，负责宣传工作。南昌起义失败后，文强经香港辗转逃到了上海，按中央统一安排，疏散回乡待命。这样，文强潜回长沙老家躲藏了三个月，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1928年2月，文强第二次入川寻找党组织，但在重庆、成都都没有接上组织关系。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成都公园里碰到了黄埔军校的同学廖宗泽。廖帮助文强恢复了组织关系，并将他派入川军第二十八军第七混合旅第二团开展兵运工作，任该团的支部书记。一年半后，文强被提升为旅委书记、中共江巴县兵委书记。

1930年10月，文强担任四川省委委员、川东特委书记，管辖23个县。这是一个相当高的职务，也是他在共产党内达到的事业顶峰。

命运转折

在戴笠的劝说下，他加入了军统局，并被任命为中校指导员，同时再次加入了国民党。

1931年6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文强在重庆被捕，后经营救逃脱。他冒险到达成都，向时任四川省委代理书记的罗世文汇报情况。罗世文当时正满腔热情地开始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他误解了文强在整个过程的表现，并给予文强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文强申辩无效，一气之下，与时任省委妇女部长的妻子周敦琬一道出川，决定到上海去找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申诉，但未能找到党组织。与此同时，四川省委也开除了他们的党籍。至此，文强结束了在中国共产党内奋斗的历史。

1935年，文强在《湖南建设报》上写了一篇文章，指责湖南省主席兼四路军总司令何键。何键大发雷霆，要抓文强。在这生死关头，他再一次遇到了黄埔同学廖宗泽。这时，廖宗泽已脱离共产党并加入国民政府军统局。当他得知文强在长沙有难，便极力邀请文强到他所在的浙江省警官学校任职。在廖宗泽的引见下，文强见到了这个学校的实际负责人戴笠。在戴笠的劝说下，文强加入了军统局，并被任命为中校指导员，同时再次加入了国民党。

“国军”将领

他受到戴笠的赏识，根据情报分析日本将发动太平洋战争，但无人相信。

1936年秋，文强在国民党军总参谋长程潜帮助下，转调国民党军队参谋本部任上校参谋。

与此同时，文强受戴笠委托，尽可能搜集中、日、英、苏等国研究日本问题的资料。正是有过这段系统研究日本问题的经历，在“珍珠港事件”前夕，文强根据自己掌握的情报，经过分析判断，得出了日军将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结论。这个结论上报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部后，引起一片哗然，其他参谋人员大多怀疑这些情报的真实性。     

1942年2月，文强又被戴笠派赴国民党军在华北的惟一根据地——太行山，秘密身份为军统局华北办事处少将处长，对外公开身份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谋。此行有两个任务：一是控制有降日倾向的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五军孙殿英部；二是重建被日军破坏的华北军统网络。文强先到了西安同胡宗南联系上，又转到洛阳见到了第四集团军总司令、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由蒋鼎文安排进入了太行山区开展工作。可是好景不长，1943年4月，日军发动扫荡太行山之役，孙殿英部很快投敌，根据地陷入敌手。文强率少数武装部队突出重围，回到洛阳。

文强被俘

身处军统十多年 ，他已经厌倦，决定离开这个是非圈，随后在淮海战役中被俘。

1945年春，戴笠将其调到西安，提升为军统北方区区长。其间由于功绩卓著，他被晋升为中将，时年38岁，是当时国民党军内最年轻的中将。日本投降后，戴笠设立军统局东北办事处，文强被委任为办事处处长。在东北的这段时间，他认识了杜聿明，两人相处得很好。

1946年3月16日，戴笠坠机身亡。整个军统顿失重心，内部逐渐分裂成三派。三方人员为掌控军统互相倾轧，文强成了他们争取的对象。身处军统十多年的他，对此很是厌烦，决定脱离这个是非圈，谋取正规军职。在老朋友程潜处任湖南绥靖公署第一处中将处长、办公厅主任。

1948年9月中旬，文强接到杜聿明的来信，点名要他速去徐州任副参谋长。文强深知此行凶多吉少，但军命难违，文强还是走进了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临行前，程潜为文强饯行，对他说:“你这次去，要准备当俘虏。”没想到一语成谶，文强果真于1949年1月10日在淮海战役中被俘。

战犯生涯

历经26年的劳改生活，当听到特赦的消息时，他热泪长流。

文强被俘后，开始了他的战犯生涯。在狱中，他拒绝写悔过书。他说:“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的上级，周恩来是我的老师和入党介绍人，刘少奇算是我的同乡，林彪是我的同学，这么多共产党大官和我在一起，我却成了国民党，是他们没有带好我，要写悔过书也应该是他们写，我不写。”

1959年12月4日至1966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功德林监狱的大礼堂隆重举行6批特赦蒋介石集团战犯大会，特赦了杜聿明等一大批战犯，然而都没有文强的名字。1966年5月，“文革”开始了，特赦战犯的工作自然就搁置起来了。1975年3月19日，当最高人民法院的大法官在特赦会宣布特赦“给予公民权”时，文强等人禁不住热泪长流。至此，文强长达26年的劳改生活画上了句号。

获得特赦

他利用自己曾经的身份积极联络各方人士为祖国做贡献，2001年与世长辞。

特赦后的文强决定留在祖国大陆。不久，他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专职委员。1983年5月8日，文强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为祖国的统一积极奔走。

文强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1983年以前，他主要以通信、会谈、写作的方式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1983年后，他利用担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监察委员，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这些身份，利用自己在国共两党中的人脉关系，八方联络两岸人士，沟通包括在台湾的陈立夫、蒋纬国等人在内的故朋旧友与大陆的联系，为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作出了应有的贡献。2001年10月22日，文强以94岁的高龄辞世，结束了他坎坷传奇的一生。

据《老年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