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窑洞里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总是能十分及时而又准确地掌握和了解蒋介石国民党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各种企图，然后要么及时公诸于众，给予揭露，争取在舆论上的支持；要么在军事上早作准备，采取主动，使蒋介石国民党集团不敢轻举妄动。解放战争时期，在华北各地转战的中共中央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军事部署就更是了如指掌。蒋介石就好像肚子里钻进了共产党的铁扇公主一样，他上午在重庆开会骂了娘，毛泽东晚上在延安窑洞里就能知道。

武汉找党

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

战斗在重庆

获取重要情报

失去联系 长期蛰伏

迎来新战斗

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

1938年初，原在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担任速记员、已为我党做过3年情报搜集工作的沈安娜与早已是共产党员的丈夫华明之在浙江金华的家中商量：沈安娜留职停薪到武汉去找党，因为自“八一三”后，华东局势动荡，华明之与党组织已失去联系。

就这样，23岁的沈安娜独自一人经湖南醴陵、长沙来到了武汉。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董必武接见了她，董老亲切地对她说：“你的情况，恩来同志和我们都知道了。至于你的工作，我们也考虑了，你还是到国民党内部去工作吧……”

按照指示，沈安娜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去找朱家骅。一见面，她就用过去在浙江省政府时对朱家骅的称呼：“主席，听说您在武汉，我千里迢迢从浙江到这里来，就是想在您手下继续为党国效劳，请主席栽培，给安排个工作。”朱家骅听后十分高兴，夸奖她说：“沈小姐，难得你从浙江赶到武汉来效忠党国，你真是有为的青年啊！至于工作，没有问题，我们中央党部秘书处正缺速记员，办个手续就行了。”并为沈安娜办理了特别入党（国民党）手续。

1938年8月下旬，沈安娜和华明之来到重庆，沈安娜虽然愿意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但 她觉得国民党中央党部内部非常腐败，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当时有不少青年经重庆去延安，她十分羡慕。于是，她找到南方局组织部部长博古提出去延安的要求，博古没有同意。不久，周恩来又找她谈话，反复强调情报工作的重要性，要她从大局着想，甘当无名英雄，献身党的情报事业。他嘱咐沈安娜：“要将机密材料与公开报纸相互印证来鉴别情报，掌握国民党的动向，这样长期隐蔽下去，可以为党做出更大的贡献。”

1939年1月，沈安娜被确定为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速记员，并负责保管会议的有关文件。在这次大会上，由蒋介石作报告，沈安娜就坐在离蒋介石仅三四米远的桌子旁作速记。在全会的小型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和军事头目们精心策划消灭我党我军的新阴谋，炮制了两个反动文件，即《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后改为《限制共产党活动办法》）和《关于共产党的处置办法》，这是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的纲领性文件。沈安娜除按党的布置及时报告全会进行情况外，最后将会议正式通过的两个反动文件送交给董必武和博古。后来党中央根据沈安娜提供的材料以及其他来源的材料，将其编入《磨擦从何而来》的小册子并予以公布。

1939年秋，南方局组织部负责人博古根据沈安娜的表现，决定接收沈安娜入党，由卢竞如做她的入党介绍人，并负责同她秘密联系。

1942年8月，沈安娜的直接领导人徐仲航被国民党逮捕，她与组织的联系中断了。这时，沈安娜心里非常焦急。她知道八路军办事处就在红岩嘴，几次都想去找组织，可她清醒地知道：自从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以来，红岩嘴周围布满特务，如果贸然前去，不仅给个人带来危险，丧失工作岗位，而且将使党组织和同志们受到牵连。

1945年10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南方局负责秘密工作的吴克坚来到了沈安娜的家里。吴克坚告诉她是周恩来派他来接关系的，并传达了南方局领导对她的指示：在我党和国民党和谈期间，要着重了解国民党策划的阴谋活动，及时向组织报告。此后，沈安娜就特别注意观察、了解这方面的动向。1946年初，旧政协开幕，沈安娜白天参加大会做速记，晚上还要参加国民党的党团会做速记。为了了解国民党的内幕，不管多累多困，晚上的党团会她必定参加。会议刚结束，沈安娜就把会议情况写出来连夜送交南方局。

1946年3月到4月，国民党又召开了两次最高国防委员会，还召开了中央常委会，进一步策划进攻解放区的阴谋。在一次中央常委会上，蒋介石提出要利用与共产党谈判，争取时间，依靠美机、美舰，迅速向各战略地区调兵遣将，向解放区进攻。党中央根据沈安娜提供的情报，以及其他来源的情报，针对敌人兵力部署做出相应的决议，同时通过宣传机构公开揭露国民党准备内战的阴谋。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下令秘书处、机要处追查何人走漏消息。

1946年4月，国民党中央机关开始从重庆迁回南京。沈安娜按照南方局的指示，在解放战争的3年中，参加了国民党历次的中央全会、中央常委会、国防最高委员会(后改为政治委员会)以及立法院的所有重要会议，她全神贯注地记录着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军事头目的军事报告，特别注意蒋介石的言行，就像按住了国民党的脉搏一样。蒋介石鉴于内部失密的教训，每逢讲到绝密军政问题时，总是突然下令：“这段不许记，把笔搁起来！”这时，沈安娜也只好和别人一样搁下手中的笔，细心地在心头默记，到休息时间，她马上佯装去厕所，速记在草纸上。当时国民党中央党部对保密也做出新规定，不准工作人员带文件和笔记本回家，但沈安娜还是想办法把速记材料带回一份，回家后赶快译成正式文件送给南方局。

1949年初，吴克坚根据中央情报部的指示，要沈安娜和华明之在适当时候由南京撤至上海。2月，华明之随资源委员会先期撤到上海，沈安娜则一直坚持到4月南京解放前夕，她才以回去看看孩子为由撤回上海。1949年5月，上海解放，沈安娜和华明之这对中共红岩特工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   据《红岩档案解密》